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及其重要性

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18条第1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200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7条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有疑问者，近亲属请求损害赔偿的理由，是因为加害人给死者造成了损害，还是因为死者的死亡对于近亲属而言是一种损害，也即生存者请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在学说上，有人认为，请求权基础是请求人就其子女、配偶或父母的生命，享有不受侵害的一种权利。有人认为，请求权基础是夫权、亲权等亲属权。史尚宽认为其请求权基础为法律直接规定的赔偿权。^[163]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美国法律和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美国2015年Jung v.Village of Ridgewood^[164]一案中，陪审团支持了原告方1 000万美元的赔偿请求。这1 000万美元由下列三个部分组成：根据生存者法案，死者在溺水时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获赔400 万；死者父母的精神损害获赔400万，死者妹妹的精神损害获赔100 万；根据错误死亡法案，死者的父母、妹妹因失去死者的陪伴、服务和未来的扶养而获赔100 万。本案的赔偿金结构在美国具有代表性，在wrongful death案件中，损害赔偿包括两个部分，即死者的损害赔偿以及近亲属的损害赔偿，前者可根据生存者法案获得赔偿，后者可根据错误死亡法案获得赔偿。其中近亲属的非财产损害既包括精神痛苦（emotional distress）、折磨 （sufferings），也包括陪伴 （companionship）、服务 （services） 以及支持 （support） 等损失。各州会根据自己的错误死亡法或判例法支持全部赔偿或部分赔偿。

在新泽西州，《错误死亡法》 虽然不支持基于死因的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但其一贯支持服务和陪伴的损失。在该案中，新泽西高等法院指出，在1980年Green v.Bittner一案中最高院即认为，父母就子女的错误死亡请求赔偿的范围不应限制在金钱损失方面 （如子女提供家务或可期待的直接财产贡献等），父母因丧失孩子陪伴而遭受的损失也应获得陪审团的支持。该院进一步指出，即使服务损失不能具体证明，这些案件的性质也允许基于推测的赔偿金，哪怕赔偿金的估算具有不确定性。当单亲死亡时孩子可以以丧失亲人的引导、建议和咨询为由获得赔偿，当婴儿死亡时父母可以以丧失期待的服务为由获得赔偿，证据的充分性在于亲子关系，我们认为陪审团可以仅仅根据亲子关系来作出结论。服务损失的赔偿不需要证明父母已经切实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或可能提供这种建议，也不需要证明子女——即使只有5个月大而可能提供家庭服务。需要补充的是，新泽西州 《错误死亡法》 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否定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如果近亲属目击了死亡的过程，近亲属也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在美国的另一些州，法律不仅支持陪伴、服务损失的赔偿，还支持近亲属就亲人死亡而遭受的精神痛苦请求损害赔偿。例如佛罗里达州 《错误死亡法》^[165]规定，如果死者没有生存的配偶，死者的未成年子女可以就父母陪伴、指导 （instruction）、引导 （guidance） 的丧失以及精神痛苦和折磨请求损害赔偿。死者是未成年人的，其父母可以就其精神痛苦和折磨请求损害赔偿。如果没有其他幸存者，死者是成年人的，其父母也可以就精神痛苦和折磨请求损害赔偿。还有一些州的法院甚至支持交往 （society）、保护 （protection）、亲情 （affection） 损失的赔偿，例如犹他州、佛蒙特州和亚利桑那州。^[166](www.xing528.com)

在美国，不仅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也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法律不仅对父母子女的财产损害提供了救济，还对父母子女的非财产损害提供了救济。在1991年，Cylmer v.Webster案中，佛蒙特州最高法院指出，本院反复强调“金钱损害” 术语 （term pecuniary injuries）^[167]并不限于纯粹经济损失（purely economic losses）。丧失成年子女的安慰和陪伴是真实且直接的个人损失，这是可以用金钱术语衡量的。不论死亡发生时是谁在支持谁，对父母而言子女具有固有价值。不论死者是否成年，父母在亲情、引导、安全以及爱方面的投资完全毁灭了。正如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指出的那样，将可获赔偿的陪伴仅仅理解为开始于出生终止于18岁的法律问题，是违反逻辑的，这与我们通常的感受和经验也不一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也不应被如此理解。越来越多的先例已经承认失去未成年子女陪伴可获赔偿，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还认为，金钱损失包括基于成年子女错误死亡的陪伴损失。

不论子女是否成年，父母的交往、安慰、陪伴、咨询对于子女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子女权利的固有内容包括父母的交往、安慰、陪伴、咨询等，故而当父母一方错误死亡时，子女也可以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在2008年Weigel v.Lee^[168]一案中，北达科他州最高法院指出，普通法认为，丧失陪伴之诉起因于造成人身损害的侵权。在历史上，丈夫就丧失妻子陪伴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被认为是丈夫的财产权。后来，不仅丈夫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妻子也可以基于丈夫陪伴损失而请求赔偿。虽然普通法没有认可子女因为失去父母陪伴而获得救济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Weigels （本案原告，即死者的4个成年子女） 不能根据 《错误死亡法》 就其母亲的错误死亡获得救济，《错误死亡法》 并没有排除死者的子女获得救济的权利。最终，该院支持了四个成年子女的损害赔偿请求，赔偿范围包括因母亲死亡而遭受的财产损害以及非财产损害。

由此可见，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父母子女可以基于他们自己受到的损害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父母权利和子女权利。父母权利与子女权利不仅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关系中的照顾权、交往权、询问权等，还包括父母与成年子女关系中的建议、陪伴、支持、指导、交往、安慰、咨询、保护以及亲情等内容。用他体人格权理论讲，父母子女互为他们的他体人格利益的载体，当一方死亡时，对方的他体人格利益受有损害，损害不仅包括财产上的损害，还包括精神痛苦以及陪伴、服务、支持和安慰等损失。这种他体人格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父母权利、子女权利是一种具有对世效力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