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阶级性与其在中国的发展

民主的阶级性，抑或阶级民主，主要起源于列宁，这在前文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之所以提出阶级民主，区别于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列宁在革命形势判断上的差异。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争论不断，但总体的判断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显得较为不可取。例如，恩格斯在晚年明确指出并反思道：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7]

既然恩格斯都对革命形势作出“悲观”的判断，更遑论伯恩施坦等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伯恩施坦认为：

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他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18]

既然如此，马克思革命理论体系中的暴力革命，以及革命正在、必然实现就被推向未来，甚至被逐渐取消，马克思的整个革命理论体系面临被“修正”的危险。与之相对，列宁对革命形势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是弱化了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而是强化了阶级冲突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列宁围绕阶级重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阶级构成了国家的本质，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与之相对，民主也需要作出阶级属性的区分，不同性质的民主相互之间是根本对立的。^[19]

正是基于列宁的阶级民主，中国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首先承认的即民主的阶级性。例如，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0]，其中民主的阶级属性居于主导的地位。再如，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21]

在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基础上，邓小平强调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例如，邓小平指出：

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2]

由此可见，民主的首要属性在于阶级性，阶级性构成民主的本质属性。

其次，在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前提下，通过民主的方式、通过有秩序的民主参与，形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建设局面。民主的阶级性来源于列宁，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得到延续，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主要内容。例如，郑杭生认为：

正如国家是阶级的国家一样，作为国家形式、国家制度的民主也总是阶级的民主。民主的阶级性主要可以通过这样三点来把握：第一，不论何时何地，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总是决定着该种民主的实质；第二，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认为这几点都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23]

当前，“中国式民主”“特色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对立延续了这样一种阶级民主的分析和叙述结构，甚至包括“贤能政治”或“精英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24]也属于阶级民主范畴内的表达，其逻辑前提正是民主的阶级属性。

由此可见，民主的阶级性构成中国民主建设的本质规定。但是正如忽略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一样，民主的阶级性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其对立面的“错位”。首先，民主是否存在阶级属性，抑或阶级性是否构成民主的本质属性或重要属性？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过问题在于，民主的阶级属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来完成和确立的。换言之，在列宁提出阶级民主的时候，主流资本主义尚未将民主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民主也未构成资本主义的普遍“标签”。这个时候，民主的革命内涵，也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民主的革命内涵被不断弱化，成为“修饰”资本主义的建设性力量，即民主的普遍化和标签化。只有当民主作为主流资本主义所认同的一种普遍的“善”的规定，民主的阶级属性才凸现出来。(www.xing528.com)

其次，民主的阶级属性如果要得到创新和发展，那么必须承认民主的革命性、一般性和普遍性。这是发展阶级民主的“力量源泉”，也是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意义所在。相反，如果不能承认民主的革命内涵以及其一般意义，那么一味强调民主的阶级属性只会约束和限制民主的内涵和功能，并将民主特殊化和差异化，从而在与真正的阶级民主（即成熟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和推广）竞争过程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这既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问题，也是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问题。

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使得民主的革命内涵不断弱化，由革命性力量演变为建设性力量，实现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耦合。一方面，资本主义有吸纳民主的能力。虽然在马克思的时代，民主承担着革命的功能，但是民主作为政治平等，这一平等的形式仍然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容纳。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资本主义在形式平等和民主问题上并没有持积极的态度，可这并不影响之后资本主义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民主。例如，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持暴力革命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德法两国在民主问题上的障碍。在德国，恩格斯指出：“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乌有”。^[25]在法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26]因此，普选权的废除成为资产阶级的自然选择。由此可见，民主的革命内涵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民主、拒绝民主或害怕民主而承担着革命的功能，甚至在晚年时期，恩格斯仍然强调民主之于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内涵。但是，

自1870年后，大家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衷……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用何种方式进行，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27]

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被迫接受民主，而在于这一接受民主的过程以承认社会的不平等为前提。平等的内容制约着平等的形式，政治与社会的分裂仍然存在。民主的革命内涵正在于消除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一旦承认这种分裂的合理性，那么，资本主义接受民主的能力和条件就成熟了，民主也由革命性力量转变为建设性力量。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将缺失或被掩盖了革命内涵的民主普遍化、标签化，并推向世界。这时，民主的阶级属性就成为真正的问题，阶级民主被阐述为民主的普遍形式。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世界普遍史的可能性”，在于“自由民主”：

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民主制度肯定会有昌盛的高潮和衰败的低谷。但是，把自由民主制度在某一个国家甚至世界某一个地区所经历的失败作为整个民主的弱点来对待，看起来实属狭隘和短见。民主制度进程本身的轮回和中断与有方向性的世界普遍史并不矛盾，正如经济周期的存在不会否定长期经济增长一样。^[28]

可以看出，民主的普遍化和标签化已经演化为人类的“普遍史”，即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这一带有目的论色彩和必然性意味的民主的普遍的“善”，正成为任何尝试弥合政治与社会之间分裂、改变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不一致的障碍。

中国的民主建设面对主流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善”的全球扩张，处于不断弱势的地位。并且随着一味强调中国民主建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加剧了民主话语权和民主实践弱化的速度。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改变这一民主发展的困境，首要在于承认民主原初的革命内涵，并正视民主在主流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阶级属性。

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不平等和消除差异的问题，尤其是基于社会之中所有权而导致的内容不平等。不管是民主抑或暴力，其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项构成，革命这一历史逻辑并不能与暴力抑或民主划上等号。“革命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通过否定、扬弃对立面，从而达到肯定自身并实现新的发展状态的历史运动过程。”^[29]革命的关键在于社会形态之根本改变。这一改变的目标是消除平等内容与平等形式、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分裂，从而达到消除差异，真正恢复人作为人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承担的另一重属性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民主形式，存在向前发展的必要性，这正是马克思由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过渡的叙述。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恢复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承认民主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对抗”主流资本主义社会有关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善”和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史”。

另一方面，通过恢复马克思有关民主的革命内涵，认识到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阶级属性。只是民主的阶级属性区别于之前一直以来列宁式的阶级民主观。虽然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差异也是明显的。列宁的阶级民主出于推动革命的需要，“超前”地完成对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批判，可是后续的发展并没有扩张民主的生存空间。相反，这带来了民主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法对抗民主在主流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因此，既要肯定列宁对于阶级民主的贡献，也要在新的条件下开辟新的“阶级民主”理论，突破民主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束缚，不断扩大民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总而言之，马克思民主理论之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遍性，二是阶级性。其中，普遍性区别于主流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善”，抑或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史”，它主要通过强调民主的革命内涵来确立民主的普遍价值，即消除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实现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的统一。阶级性区别于一直于来列宁有关阶级民主的论述，它主要说明民主在主流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承认不平等为前提。如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所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原则上要消灭各种习俗上的不平等”，但是正如科耶夫所指出的：“无阶级社会并不是说要消灭所有的社会不平等，有些不平等之所以继续存在某些方面是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不是人的愿望所决定的，因此是必然的而且是无法根治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应当可以说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即便如此，这一平等标准也难以达到。“即使在最完美的自由社会也会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说明，作为此类社会基础的两大原则，自由和民主之间还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如果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肯定会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强权国家”。随着左翼挑战的失败抑或左翼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在未来，“尽管平等人的不平等认可是反自由民主的人最惯用的批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大并且最终更严肃的威胁则是来自右翼，即来自自由民主给予不平等人以平等的认可的倾向”^[30]。

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承认平等作为判断民主阶级属性的前提，这也正是马克思民主的革命内涵所在。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吸收马克思民主理论所提供的有关民主的普遍性与阶级性，一方面在强调民主特殊性与差异性的同时，阐释民主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另一方面，在原有阶级民主理论基础上，开辟出新的“阶级民主”理论。如此，中国的民主建设才能获得长足的空间，而不是在普遍性与阶级性两方面受制于主流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