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之外的民主：反思与优化

1.革命历史逻辑的困难

历史语境的转换无疑从外部给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带来冲击，虽然这并不影响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但是结构之外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提供哪些因素的变化使得马克思理论体系面临局限和挑战，并由结构外转向结构内，从而避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度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和实践关联起来，即正统性问题；二是在理解马克思理论体系包括民主思想的过程中，忽视其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出现将其普遍化的倾向。首先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造成冲击，并且冲击最大的，要数时代主题的转换。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革命形势的变化，但是马克思始终坚信革命的必然发生和正在发生，即使马克思晚年时期不再过度强调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革命向渐进、和平转换的可能性。可是一方面，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暴力的革命内涵，这等于承认革命的必然发生并不可将其推向未知的未来，如伯恩施坦；另一方面，从唯物史观引申出来的革命分析框架仍然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民主仍然具有革命的内涵。

这里，可以通过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有关“时代”的论述，分析时代转换对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巨大冲击。在霍布斯鲍姆的理解中，资本的时代在187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没落了，紧接着资本时代而来的是帝国的时代，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继续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去了历史语境。霍布斯鲍姆指出：“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开始于革命的失败，结束于漫长的经济萧条”，“紧接着自由主义胜利而来的新时代，将是大不一样的”，^[41]这一新的时代即社会主义失去革命条件的资本主义胜利和统治地位的巩固。霍布斯鲍姆引述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关于帝国时代的形象描述：“人权的现代说法包括了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人们再也不愿将最重要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他们认为只有在政府的强行规定下方可获得”，“群众要求安定，要求工资。如果他们能从共和当中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或紧紧依靠共和；如果能从君主制度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君主制度。如果两者都无法给予他们，他们毫不考虑地会支持首先保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体制”。^[42]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明显失去了优势，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热情和动力都不断弱化，这并不是革命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对革命提出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更为严重的在于马克思之后基于不同逻辑结构回应时代挑战的新的诠释。“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民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还有一种“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43]。围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出现的这两种倾向，前者已经破坏了革命的分析框架，民主反而成为诠释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关键所在。至于后者，即使其革命性和激进性表现明显，但是这从根本上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存在差异。因此，属于马克思的革命必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时代已经渐渐消失，之后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及实践都是基于不同逻辑结构回应时代挑战的产物。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开始受到质疑，革命并不必然发生，革命也并不一定正在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都没有崩溃。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缓慢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义，它还留有充分的余地”，“在1875年后的一两代之间，胜利的资产阶级固若金汤”，“也许资产阶级对其前途有点担心，然而‘进步’无疑仍会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笼统说来是以自由社会的形式继续下去”。相对于此，在“那些被统治的、低开发的贫穷落后国家，其情况便有所不同，如俄国这类处于胜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间的国家，其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大萧条’开创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年代”^[44]。前者，革命并不必然发生、并不一定正在发生；后者，革命必然发生但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革命正在发生亦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

对于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民主而言，其革命的内涵也在不断褪去。在确立了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革命的目标，但是民主的方式已经逐渐改变了革命的性质。在缺乏民主的落后国家，革命已经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并且民主开始基于阶级对立区分出属性的差异。总而言之，随着马克思革命历史逻辑的消退，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民主也不得不面临着转型。同时，围绕马克思的一系列概念也开始了基于实践经验的反思过程，包括民主，其形式问题获得了更多的考虑。

2.历史动力及物质载体的问题

在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中，革命的历史逻辑根源于经济因素，换言之，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动力所在。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5]

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表现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认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6]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即革命，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所在。毋庸置疑，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在《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辩证法的二元对立、通过否定对立面、达到更高阶段的发展状态这一逻辑在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例如，在历史动力问题上，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在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的发展过程根源于生产力否定生产关系从而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上则表现为无产阶级通过否定资产阶级从而达到更高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新的社会形态。

后来，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一方面，“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是否定经济因素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是这并不是不否定经济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7]这里，恩格斯尝试适应现实条件的改变，引入多种因素作为历史动力的组成，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仍然是基于二元对立的辩证运动过程（即革命的历史逻辑）。

问题在于，历史动力以及物质载体自身是存在问题的。除了前述在存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存在民主的落后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之外，就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本身，其抽象多于现实。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48](www.xing528.com)

另外，霍布斯鲍姆也指出了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第二，“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第三，“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第四，“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样，也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49]可以看出，如果根据现实社会群体的差异，阶级这一概念是很难从现实经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之所以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展开历史运动过程，这是受到了黑格尔较大的影响。但是事实在于，这一历史动力以及相应的物质载体并不完全、充分地来源于现实社会，这还不考虑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所出现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制造危机，其存在化解风险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情况下对历史动力作出了细节上的调整，但这并不影响历史的辩证逻辑。这一深受黑格尔影响的革命历史逻辑具有浓厚的抽象理性，却不能有效符合现实的社会情况。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而言，这无异于否定了民主所具有的革命内涵，即使通过阶级意识整合的方式产生阶级对立，可是这一抽象假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因此，基于历史动力及相应物质载体的假设，这一基础上的民主内涵是难以持续的，其在马克思的结构之内可能成立，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充分暴露了缺陷所在。

3.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吸纳

民主在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之中，重要方面在于其革命内涵，而不是阶级属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民主更多作为革命性质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部分存在，但是民主的充分实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基于政治平等，以及弥合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来完成。本来，民主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如同暴力、专政等扮演的角色，属于革命性质的。但是一旦资本主义将民主纳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并将其作为积极的组成部分，那么民主在马克思逻辑结构中的革命性将不断趋于弱化，这是马克思晚年时期以及马克思之后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霍布斯鲍姆指出：“自1870年后，大家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衷”，“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用何种方式进行，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50]从霍布斯鲍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面对民主所具有的革命内涵，尤其是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从事革命实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味地选择拒斥民主化的趋势。尽管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存在通过民主的方式完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以及相应的控制，使得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民主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建设力量。更为致命的是，民主甚至成为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和行为的标签。

其中，较为典型的对于民主的吸纳要数北美，邓恩（John Dunn）对这一吸纳过程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邓恩认为：“在美国的政治领袖从事伟大的斗争时使用的语言中，民主这个词一贯是以众所周知的负面典型形象而出场的，这个负面的典型来源于雅典人的经验，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样的后果。只有在对既往的追溯中，当美国新的宪法付诸实行、新的国家渐上正轨的时候，那一想法才大为改变。”^[51]可见，民主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大受欢迎的词汇，因为其内涵中带有很强的革命属性。

因此，北美建国在民主问题上如何作出选择？邓恩认为，其存在以下可能：第一，“他们可以选择拒绝接受他们新国家中的最为民主的因素，即这个国家为了自由的男性在近乎政治平等的条件下更为广泛地普遍参与制定和采取公共决策，而提供给他们的那种极为显要的地位”。第二，“他们也可能——就像麦迪逊提及的那样——反其道行之，将政治平等（此时仍然仅限于男性，而与此同时对数量堪称巨大的奴隶毫不表示愧疚）的原则大胆推进，那就冲击并且推翻了财产权利，废除了债务，重新分配了大土地所有权，并且再造了一个彻头彻尾平等的社会”。第三，“更为现实的可能是，他们也可能非常轻易地根本就不做什么选择，从任何强加美国这个新国家的中央权力的这一要求上退缩回来，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加强必定会再一次造成一个异化的、潜在地总是专制的结构——这可是他们刚刚付出了如许的代价才得以避免的东西”^[52]。不过，就结果而言：

可以确定的是，1787年做出的这个选择显而易见并没有将追求平等的那股子冲劲从美国绵延不绝的政治想象中消除掉。但是它给了那股冲劲一种很显著的特性，使得它在美国的政治想象中远不是那么具有活力、韧劲和突出地位，而与此相较，它在后来两百年的世界上其他社会的政治想象中，则显得更有活力和韧劲，也更为突出。^[53]

可以看出，就美国而言，当时民主并没有成为主要的政治追求，但是其在可能的范围内为民主的延续提供了可能。虽然如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民主时，认为“民主无所不至地遍布在美国生活方式之中，遍布在当民主森然逼压而来时，对此有所察觉的种种意识之中”^[54]。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却显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邓恩对此的分析则要更为直接：

人们普遍感觉他们久已享有的自由——恰是这种自由，随着时光的流逝，将成为美国这个源远流长的民主历史的证据——受到了威胁，而美国革命是焦急地对这一威胁作出的反应。一旦已经成功地捍卫了那些自由，或者以武力赢回了那些自由，美国人所建立的、确保那些自由将来也不会丧失的那一宪政秩序，回顾起来看，似乎是他们非常明智的一种练习（Exercise）：练习着去通过政治自由所需的条件进行思考，去贯彻从这一公众普遍参与的思考过程中得到的结论。^[55]

可见，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民主，“不受限制的权力永远都是个人自由的威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美国革命的逻辑起点。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民主的政府面对的关键挑战，是要确保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不受党派上的多数的威胁，而同时又并不牺牲掉民主政府的精神和形式。”^[56]换言之，民主是在追求自由和确保自由的过程中“不经意”实现的。当然，这与当时为民主所保留的“活力、韧劲和突出地位”有关。但是根本而言，它是实践经验的结果，通过消除其革命内涵，并将其吸纳到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建设性要素，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和行为的标签。霍布斯鲍姆对于1875—1914年欧洲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美国，即对民主的操纵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这对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民主内涵是致命性的。民主作为一种革命，基于革命的历史逻辑以及政治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其所要实现的革命目标是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并完成社会革命。但是民主现在反而成为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积极性要素，甚至是普遍标签。这不仅是对民主革命内涵的瓦解，更是对整个革命分析框架的质疑。这也不是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所能应对的。因为民主现在已经逐渐失去其革命内涵，并逐渐被赋予阶级属性，一种如同列宁意义上的阶级属性，只是这一阶级属性远非阶级对立，更多是民族、地区、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关系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