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批评和反思可谓形形色色,但有些批评是有失公允的。例如国外对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批评经常将其与激进主义关联起来,并与之后苏联的政治实践及其后果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批评。这一批评路径并不能完全否定,毕竟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之前的激进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和苏联政治实践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批评容易流于表面,它更多是从事后的政治后果反过来指责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问题所在。不可否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确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乃至缺陷和不足。但是这种反思必须置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之中,只有在承认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之后,才能在马克思的分析结构中指出其不足所在。换言之,在1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不过作为诸多革命理论之一,不管是在时代主题的判断上,还是在自身理论主题的选择上,马克思都契合了那个时代。因此,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只能首先从其结构内部展开,而不能简单地从事后的政治后果将其与激进主义、极权主义简单地关联起来,这并没有触及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时代主题的转换,即革命的退潮,这一历史背景的变化确实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围绕历史语境的变迁,不同的人会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作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诠释,如列宁和伯恩施坦等。革命历史语境变迁的最大冲击在于马克思有关革命历史逻辑的前提假设。马克思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建立在革命必然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基础上,革命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过程。一旦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发生变化,那么对于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致命性的。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分析历史运动的过程中,不管是作为基础性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问题,还是作为政治上不同阶级的对立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动力和物质载体都明显地表现为“二元对立性”,即辩证法被结合进唯物史观之中。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关键所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不断趋于复杂、多元和多样,这种通过二元对立达到更高阶段的历史运动过程显得过于简单。这并不是否定辩证法与实践的结合,只是现实为其发挥作用和有效发挥作用提供的空间不断缩小。再者,就民主而言,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其具有革命内涵。至少在当时,民主即意味着一种革命的表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吸纳,这造成的结果已经远远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民主的革命内涵。换言之,尽管马克思认为,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无产阶级也有可能完成政治革命、确立政治统治,最后实现社会革命。
不过问题在于,民主的革命功能已经弱化,民主被很好地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变成建设性力量,而不是革命性力量,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的标签之一。这时,在马克思所指出的暴力革命条件不充分、不成熟的前提下,民主也失去了相应的革命内涵,那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自然会面对巨大的质疑。这一系列由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挑战,虽然无关乎马克思的逻辑结构本身,但造成的实际后果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马克思之后不同革命家和理论家围绕马克思民主思想的诠释也基于不同的分析结构,以积极应对时代变迁所造成的挑战,正统性(Orthodoxy)问题由此而生。可是,通过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结构内(即逻辑结构)与结构外(即历史语境)的反思可以发现,正统性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因为这两方面的变化和挑战已经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时代的产物定格在19世纪。(www.xing528.com)
因此,基于结构内外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民主内涵,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民主演进的过程。这里,结构之内的反思主要是指:通过唯物史观以及相应的革命分析框架,在马克思的逻辑结构之内,展开民主概念的适用性分析,包括民主概念的边界是否清晰、内涵是否准确,以及与其他相关概念如专政、暴力等是否匹配等问题。结构之外的反思主要是指: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和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面对外部要素的冲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这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适用性造成了困难,包括民主革命内涵的弱化、民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缓和、社会不断趋于复杂、多样和多元等。
通过结构之内与结构之外对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体系,包括民主理论。其作为时代的产物,以及随着时代变迁所面临的“修正”的必要性,而不同的“修正”又是基于回应新的时代挑战和自有逻辑结构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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