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宁和伯恩施坦的重构评价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伯恩施坦和列宁理论的评述，但是就研究的现状而言，在观点上基本呈现一致。虽然在这一致性的研究成果中，存在个别不同的意见，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从逻辑结构上展开，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与伯恩施坦、列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于革命形势变化所引起的马克思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者和阐释者存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革命形势变迁需要马克思理论作出相应地改变和创新。但是在何者为马克思理论的“继承者”问题上，即正统性问题，则存在较大争议。

例如，徐觉哉指出：“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实践向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伯恩施坦竭力想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使它与实践相一致”^[29]；陈学明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凝固、僵化的学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需要不断加以修正和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观点加以检验、修正是题中应有之义。”^[30]可见，面对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肯定何者的“修正”是正确的？例如，徐崇温直接批评了将伯恩施坦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将列宁看做“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一观点，其认为：“有人为了把民主社会主义编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把它强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惜肆意曲解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颠倒是非，把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说成‘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而同修正主义进行坚持不懈斗争的列宁，反倒被说成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的历史任务。”^[31]陈学明也持有类似观点，虽然伯恩施坦面对马克思理论“修正”的必要性，其“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本来也是顺理成章、名垂后世的事。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怀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正常心态，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的攻击”，“与此相应，当他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全面否定时，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系统化了”。^[32]

不过，也有学者对正确的“修正”持有不同看法，即肯定伯恩施坦的改变和创新，不再一味通过肯定列宁来否定伯恩施坦的理论贡献，避免一直以来的正统与修正之争。例如，徐觉哉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言，“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从这一点而言，伯恩施坦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根据新情况进行探索，提出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应对，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伯恩施坦的这些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判断不一致，就统统视之为‘异端’，即使由于方法上的原因导致结论的错误，也不能随意扣帽子，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实践的检验中，来判别其缺失和相对的合理性”。^[33]因此，面对历史语境的变迁，马克思理论“修正”的必要性凸显出来，至于“修正”的正统性和正确性则是学界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另一方面，不管是对伯恩施坦或列宁的肯定，抑或否定，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上都忽略了逻辑结构的问题。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结构，即唯物史观和革命分析框架，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之后不同理论家和革命家在阐释或创新马克思理论时所采用的分析结构。例如，在《关于伯恩施坦几个观点的评析》一文中，作者仅仅列举了伯恩施坦“崩溃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最终目的和运动”等方面，证明伯恩施坦在面对革命形势变迁时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创新，并将这一“修正”归结为马克思理论内含的原理或要求，结果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或者“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有着十分确定的界限”^[34]。但是对于伯恩施坦在何种逻辑结构中展开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作者并未作出明确的交代。因为伯恩施坦之所以能够提出系统性的“修正”。除了革命形势变迁这一外部要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伯恩施坦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正如马克思通过革命这一分析框架来展开其整个理论体系。当然，这一问题并不单纯存在于为伯恩施坦的辩护之中，在论证列宁作为马克思理论正统的“继承者”和正确的“修正”中，同样存在忽视列宁自身的分析结构。毋庸置疑，列宁面对革命形势的变迁，尤其是俄国国内的阶级状况，马克思理论的“修正”不可避免。

但是在如何“修正”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如何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运用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列宁产生了自身的分析结构，即阶级分析框架，这一点经常在为列宁辩护的理论研究中被忽略。因此，在首先肯定马克思理论面对革命形势变迁冲击的同时，明确马克思理论得以展开的逻辑结构，以及马克思之后不同理论家和革命家阐释和创新马克思理论的分析结构，这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与伯恩施坦、列宁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可以说，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产生有其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之后的“修正”同样基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逻辑结构的再造。在这一点上，“修正”并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相反，“修正”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正统或正确的争论可以先撇开价值的判断，而是分析其是否符合革命形势变迁的要求以及逻辑结构内部的自洽性。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学理上，不管是伯恩施坦还是列宁，其基于不同逻辑结构阐释和创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不过是应对历史语境变迁的解释结构差异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列宁抑或伯恩施坦，其都存在围绕革命形势的认知和基于自身的分析框架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的内涵都得到了重新界定。在革命形势问题上，马克思虽然承认革命形势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立刻实现，但是其始终坚信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到来，即使恩格斯晚年在《导言》中对革命的策略选择作出明确的“修正”建议：一方面，革命策略的改变仍然属于革命的范畴；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暴力和起义。恩格斯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绝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35]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革命的必然到来与革命形势发生的改变是不相矛盾的。列宁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与马克思较为接近，但是在革命到来的时间判断问题上，其认为革命必然进行和正在进行。相反，伯恩施坦则认为像1848年那样的革命高潮和暴力革命不会再出现，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通过民主的方式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成为革命形势变化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并不违背马克思的革命要求。(www.xing528.com)

基于革命形势认知的差异，列宁和伯恩施坦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分析结构，并且二者的逻辑结构也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马克思通过革命这一框架性概念来分析专政、暴力和民主。其中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策略，既包括民主的方式，也包括暴力的手段。并且还根据不同国家国情的差异和阶级成熟性的区别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另外，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而言，民主形式成为马克思的当然选择。基于此，专政获得了更加中性的界定，即意味着一种强制属性，它既包含于资产阶级政权当中，也属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属性，它不等同于暴力，但也不与民主发生冲突。

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不同，列宁选择了阶级作为逻辑起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构成了分析所有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的立足点。民主在列宁的逻辑结构中获得了阶级属性，并且，只要在阶级属性上具有一致性，民主与专政、暴力等可以相互等同。另外，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列宁虽然认同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但是其引入了先锋队、导师、领导者、领袖等内容，这无疑是对民主形式的潜在威胁。当然，在列宁的逻辑结构中，只要获得阶级属性的一致性，这些都不构成对民主形式的真正威胁。

伯恩施坦则选择了民主作为关键词，围绕民主重新建构并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伯恩施坦的理解中，民主构成了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改变自身状况的适应性选择，并且民主绝不单纯是一种手段或形式，其更是作为对消除阶级对立后社会状态的描述，即未来社会。伯恩施坦一方面认为，围绕民主的革命不再需要暴力、专政，并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相关论述予以剔除；另一方面，其着重展开了民主通过各种形式改变无产阶级自身状况并推动革命的向前发展，包括保护少数、个人责任、能力、品格等。基于各自逻辑结构的差异，列宁忽视了马克思关于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之一，以及不同国家基于国情差异和阶级成熟性区别而选择民主或暴力的方式来完成革命。其一味强调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将阶级斗争、革命、暴力、专政，乃至民主等全部等同起来，这造成了民主地位的缺失以及民主实践的困难。对于伯恩施坦而言，其同样忽视了民主和暴力作为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暴力对于革命的意义，并且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仍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过程中，放弃暴力革命显得是多么的不切合实际。

因此，不管是列宁还是伯恩施坦，其对马克思理论体系包括民主思想的诠释，都是基于各自的分析框架和对革命形势的认知，其绝不是单纯地发展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某一部分而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换言之，列宁和伯恩施坦有关马克思理论的重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修正”。但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面对革命形势的变换，“修正”不能作单纯的价值判断，更何况，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模糊态度和潜在的对立也为不同的重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能性。理解马克思的民主思想，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中去；理解马克思之后民主思想的不同演进，也需要将其置于历史语境的变换和不同逻辑结构的演绎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