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民主的重构和围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伯恩施坦根本不同于列宁，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更不认为革命必然进行和正在进行，其反对这样的观点——“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15]。与此相关，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有关革命很快到来的判断，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16]。

那么现实的革命形势是怎样的状况？伯恩施坦认为：“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17]换言之，在伯恩施坦的理解中，暴力革命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充分，仍然坚持过去暴力革命、革命很快到来的观点也显得不合时宜。这不仅构成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挑战，更是当下社会民主党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伯恩施坦认为，主要在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这提供了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新的条件。“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他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且试图加以阻止。但是难道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只能是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吗”。^[18]

基于此，伯恩施坦得出结论：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展开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显得更加符合现实的革命形势，并且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逐渐改变，从根本上并不与马克思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目标相冲突。同时，相比于当下可以作出的改变，革命的终极目标显得并不重要。伯恩施坦指出：“不断地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我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我坚决地相信社会主义运动，相信工人阶级的向前迈进，他们一定会通过把社会从商人地主寡头政治的统治领域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它的一切部门都是受工作和创造的人们的利益指引的）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19]可见，在伯恩施坦的理解中，民主以及通过民主的方式逐渐改变工人阶级状况的选择并不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反而这更加符合革命形势变化的要求。

基于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伯恩施坦围绕民主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其中，民主作为关键词和框架性概念，开始显示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伯恩施坦将“民主解释为不存在阶级统治，解释为一种社会状况的名称，在其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20]。这里，民主类似于马克思所描绘的革命及未来社会，具有整体性，民主不再单纯是一种革命手段或无产阶级自组织形式；相反，它被用于描述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阶级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意义上革命的完成或基本完成。与之相对，伯恩施坦批评了布朗基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将民主理解为“镇压力量”的做法，这等于否定了列宁关于民主的本质在于阶级属性的判断。

第二，伯恩施坦理解的民主不仅包括多数问题，更包含少数问题。伯恩施坦指出，民主的消极解释，“它不像人民的统治一词那样给多数人压迫个人这一思想留有余地，而这一思想是绝对违背现代意识的。今天我们认为，由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尽管它起初曾被认为同人民的统治完全没有矛盾”，“正是按照今天的理解，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将归结于此）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21]可见，伯恩施坦警惕民主形式中多数对于少数的潜在威胁，这并不会因为列宁所说的阶级属性的一致性而自动解决。民主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那么不仅要保护多数人的权利，更好维护少数人的权利。

第三，民主的充分发展和成熟可以避免专制主义条件下的暴力和恐怖，并将革命纳入和平、渐进的轨道。伯恩施坦指出：“专制主义或者半专制主义既使自己的支持者也使自己的敌人对它的能力的大小产生错觉。因此在专制主义统治着或者还存在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就有夸大的计划，夸大的言论，进退不定的政策，对于颠覆的恐怖和对于镇压的希望。”相反，“在民主中，各党派和站在它们背后的各阶级很快就懂得自己的力量的限度，而且任何时候只着手实现根据当时的形势看来能够合理地指望做到的事情。即使当它们把自己的要求抬得比认真考虑的稍高一些，以便在不可避免的妥协时——而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可以放弃，那么这也是有分寸的”^[22]。因此，民主是在民主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下展开政治革命的方式，它意味着当民主充分实现的时候，再通过专政、暴力、恐怖的方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23](www.xing528.com)

第四，民主有助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伯恩施坦在这里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过程中被马克思所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列宁那里是以先锋队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即无产阶级自身的数量、能力、素养、品质等。伯恩施坦认为：“对于一个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可以长期表现为选举‘屠夫’本身的权利，但是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并且，“自由人格的培养和保障是一切社会主义措施的目的，也是那些表面上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对这些措施的比较精确的研究始终表明，这里所涉及的那一种强制，是应当提高社会中的自由的总和，它所给予的自由应当比它所剥夺的要多，而且是给予比它所剥夺的更为广泛的人群的”^[24]。可见，工人阶级的“个人责任”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言并不显得那么不重要。

第五，在官僚主义问题上，伯恩施坦持有完全不同于列宁的态度。一方面，伯恩施坦没有提出集中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伯恩施坦并不单纯局限于普选制、随时撤换的原则、工人薪金等民主形式，而是在于“建立一切行政单位和成年公民具有相应的经济上个人责任的广泛分散的自治”，即生产社会化。“如果没有它们，那么所谓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所引起的后果恐怕只会是生产力的无度的荒废、无意义的实验和无目的的暴力行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事实上只能以受到各种革命俱乐部恐怖专政支持的一种专政的革命中央权力的形式来实现。”^[25]

伯恩施坦通过民主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围绕民主而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伯恩施坦看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暴力革命。“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但是“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26]

基于此，围绕民主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变得可行。伯恩施坦选择民主作为关键词，民主不仅构成形式和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和关于消除阶级对立之后社会状态的描述。正因为如此，伯恩施坦认为：“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27]换言之，民主的实现以及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实现民主的充分发展，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列宁和伯恩施坦有一定的相似性，民主（或民主消亡）都扮演着革命是否完成的判断标准。不过，伯恩施坦所理解的民主不受阶级属性的制约。因此，民主同样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人的解放，这是民主自身所提供的可能性。相反，列宁更多强调民主的阶级属性以及基于阶级属性基础上民主与专政、暴力、集中的无差别性。伯恩施坦所引述的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中的一段话最能表现这种差异——“逐步用社会民主的扩大来代替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吸收到民主的发展里面来”^[28]。

可以说，伯恩施坦围绕民主重新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围绕革命这一关键词所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一方面，伯恩施坦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民主、放弃暴力。因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改变，并且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改变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伯恩施坦所确立的民主分析结构，既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同时剔除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言论，如《共产党宣言》等。因此，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绝不单纯是发展其思想体系中有关民主的这一部分——正如列宁不是单纯地发展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有关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部分一样。相反，其确立了民主作为逻辑起点和分析结构，其他相关概念如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重新获得内涵及边界，或者直接弃而不用。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完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民主化。伯恩施坦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正确或错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结构都已经发生变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列宁还是伯恩施坦，其都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出入。至于对这种出入的事实判断，伯恩施坦和列宁都忽视了马克思理论体系自身的完整性；至于对这种出入的价值判断，只能留给不同的读者作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