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8年革命之后，革命形势开始不断趋于消退，这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虽然马克思始终坚持革命的历史逻辑并认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必然实现，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承认了革命形势对于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下工人运动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因此，“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低潮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新的金矿的发现”“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的决定性失败”“群众的漠不关心”[2]等。可见，革命形势的变化对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是指暴力革命的问题，同时也是指通过民主的方式展开革命。尽管马克思始终坚持革命的历史逻辑，但是随着19世纪晚期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消退，围绕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构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
列宁和伯恩施坦正是处在这一时代主题转换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解释不是单纯的截取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然后不断丰富、拓展；相反，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逻辑结构出发，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包括民主理论，作出了全新的界定，用以应对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围绕阶级——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得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民主的结论。与之相对，伯恩施坦则围绕民主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民主变成第一位的要素，至于暴力革命则因为形势的改变而被完全放弃。并且将革命的目标推向未来，更加注重当下对于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变，马克思的诸多概念都在这一逻辑结构面前，要么被抛弃、要么被重新界定。(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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