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工人协会解体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主要有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这一时期，恩格斯延续了之前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的态度：一是组织原则问题，二是组织形式的民主化问题。因为1889年在巴黎有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根据1888年10月至11月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通过、法国社会主义者特鲁瓦代表大会在圣诞节批准的决定召开的”，另外一个是“根据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迟几个星期做出的决定召开的，而且委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86]这两个代表大会刚好在有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成尖锐对立，反映了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延续了之前的态度。例如在组织原则问题上，恩格斯对可能派的态度是，“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如果今年在巴黎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话，其中一个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赞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和巴黎市政委员会的赏识。它将受到祝贺和百般的巴结。它将得到官方的外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特权”。[87]可见，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目标要求，也就摒弃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前提和原则，那么其既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更不会有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主形式。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目标下的政治组织形式与组织形式的民主化存在等同逻辑，而可能派代表大会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非民主形式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在可能派代表大会自诩受委托于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议会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准备了一大堆规章和指令，指望利用它们来堵住社会主义者的嘴，并使他们俯首听命。代表资格的审查、议事日程、表决方式——实际上整个议事规程都是由希普顿派事先拟定好，并以立即驱逐作为威胁而强加给代表大会的参加者”[88]。因此，这里就谈不上组织形式的民主化问题，因为它作为原则的缺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是持批评的态度，“伦敦代表大会并不比一个受雇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更自由，也不比一个从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那里租种三四英亩土地、面临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饿死的抉择的爱尔兰农民更自由”。当然，批评的最终指向还是要回到组织原则问题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将载入工人运动史册这已经是够可耻的了；可是还要在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下召开一个代表大会——这是绝不容许的”。可见，恩格斯明白问题的本质所在。[89]其实，组织形式民主化的核心在于组织原则的必要性，这在《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中已经得到重申，“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90]。主权的来源在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要求，即革命的历史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组织形式的民主化才有可能，也必然是可能的。(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