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是通过何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其既包含了民主的要素，也有非民主的要素。但是基本上，马克思认同以民主的形式来展开同盟的日常运转，乃至革命时期的活动。在1847年的《章程》中，“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34]。其规定了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同时代表大会也是全盟的立法机关，总区部和中央委员会都需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向其负责。代表大会的成员由各个区部派遣或选举非本区的代表组成，其中“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35]可见，一方面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是比例代表制的结果，表达的是“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同时其又并不是完全“普选”的结果，允许通过派遣的方式产生，各个区部具有相当的权力。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又确实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而存在，它至少具有“普选”意义上的正当性。对于中央委员会，其产生机制比较特殊，“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并且“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36]。
可见，中央委员会确实作为“民主”的执行机关而存在，但不可否认，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和区部委员会——又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只是这种自主权始终处于代表大会和选举的制约之下，即向其负责和可随时撤换。因此，同盟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是以民主形式作为根本性的规定，同时马克思不反对在民主之中结合进非民主的要素，而这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一致的。例如，在1848年3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3日的决议》中，就有因为革命形势需要而对民主形式作出的适应性调整。“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目前的形势要求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许可，就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该是最适当的盟员，为此甚至可以将不住在巴黎的盟员召去”。[37]但是同时仍然保持民主形式在原则上的约束力，“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38]。因此，民主要素与非民主要素是混合在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其取舍主要依据革命形势变化的要求，但即使革命形势要求更多非民主的要素，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民主的要求。正如民主的要求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组织的原则规定——即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www.xing528.com)
在1850年的《章程》中，马克思基本延续了同盟在组织形式上民主与非民主要素结合的态度。代表大会作为全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作为全盟的执行机关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同时，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区部选举和补选。这里唯一细化的部分在于选举问题，即由1847年区部选举或派遣转变为完全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大会代表。同时，1850年《章程》中规定了“区域会议是区的代表机关”，“区域会议必须在每年7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39]这和之前的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连选得连任，可随时撤换”原则是一致的，只是在其中强调了代表大会遵循民主选举的原则，这在1847年的《章程》中是较为模糊的。同时，不管是1847年的《章程》还是1850年的《章程》，其中都规定了“中央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40]。可见，不管是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还是1848年之后马克思逐渐转向民主的革命路径选择，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马克思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即民主形式主导下结合进非民主的要素。区别于在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民主方式与暴力方式的灵活变化，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及其运转问题上的态度是较为一致的，至少马克思承认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民主态度，虽然这一革命实践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尤其是当政治革命作为首要任务被提出时，很少再有人去关心无产阶级通过何种形式组织起来并展开革命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至少间接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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