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马克思在致威·布洛斯的信中指出：“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7]这意味着马克思否定当时正义者同盟中存在的各种权威迷信，也即非民主的因素，尤其是当这类非民主的因素建立在不科学的基础之上。那么马克思是不是否定一切的权威，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所理解的权威包含两个相联的方面。“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基于此，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9]这段论述体现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历史逻辑，同时它也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的原则性规定。马克思的逻辑也可以简单表述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政治统治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关于这一革命实践的理论不过是历史现实在理论上的表达，这并不是个别理论家或思想家的臆造。它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并且是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因此，它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的基本原则，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也得到了间接地表现。
在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第一条即“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社会”[10]。而对于同盟的盟员，基于基本原则和目标要求，首要即在于服从这一根本目的。《章程》规定，盟员“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集团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11]，等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构成了组织成员唯一且最高的权威。马克思确实反对“迷信权威”，但是反对“迷信权威”不等于否定权威本身，尤其当这一权威是由革命的历史逻辑所构成的。那么服从这一权威与民主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至少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不存在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章程》也规定了“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12]。虽然马克思可能并不认同作为“兄弟”的表述，如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原来的口号‘一切人皆兄弟’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据说马克思宣布，有很多人，他绝不希望是他们的兄弟。）章程整体上仍然代表着马克思观点与伦敦共产主义者观点的折中。”[13]但是马克思至少接受了关于“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的看法，“兄弟”的原则与无产阶级政治原则不相符合，可“平等”原则却为马克思所接受，当然这是基于政治目标基础上的平等要求。可见从一开始，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就持有“模糊”的态度。这种“模糊”态度一方面是否定非民主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是基于历史逻辑的服从要求，看似与民主要求相冲突，可它们都被很好地融合进马克思在组织形式上的整体看法。(www.xing528.com)
1850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14]。这一《章程》应该更加符合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的态度，但是对比1847年的《章程》，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15]。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目标，同盟要求盟员“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标；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拒绝支持任何敌视同盟的宗旨或可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16]，等等。不过在这一修订的《章程》中，有关民主和平等的叙述基本没有，更多强调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目标导向，以及由此决定的同盟盟员在组织性和服从性上的要求。因此，它与1847年的《章程》在组织形式的规定上是基本一致的。结合1847年和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态度首要在于服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目标，这是作为组织形式的前提和原则而存在的，也即组织权威性所在，其要求的是服从和接受，并且拒绝任何与此相反的组织活动。在组织原则上，马克思同时很好地融合了民主因素与非民主因素。在无产阶级政治目标导向下，盟员都是作为平等的一员，这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冲突，原因在于革命的历史逻辑，而不是任何个人“臆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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