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围绕马克思民主思想的争论都集中于革命与民主、专政与民主、暴力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然后基于这一关系的视角,得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民主的,抑或非民主的。其实,这类判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主、专政和暴力都处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之中,民主与革命并不是一个平行概念,作出二者之间的比较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即使比较民主与专政、暴力的关系,笔者在马克思对待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作出过分析。民主作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不可或缺,并不存在用专政和暴力替代民主的可能性。同样,反过来用民主替代暴力和专政也是不切实际的。它们的关系依赖于国别因素以及革命形势的变化,共同作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有机组成。可见,民主、暴力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路径选择上的结果。
二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态度是什么?这一方面的内容经常被排除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的争论之外。当然,在19世纪,无产阶级在政治统治形式上缺乏实际的例证,因此马克思也较少阐释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形式,是民主的政治形式,抑或非民主的形式。19世纪是政治革命的时代,亦即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但是正是基于马克思对于革命历史逻辑的判断,无产阶级确立自身的政治统治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形式是什么,马克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及。即使提及较少,笔者认为,也可以间接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的态度,从而阐释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另一个侧面。
因此,笔者在分析马克思对待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路径选择——民主抑或暴力方式——之外,尝试通过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的态度,研究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在19世纪,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雏形仅有巴黎公社,并且这一时期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是它确实构成了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通过间接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态度,可以分析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类工人国际组织及其形式,从而反观马克思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的基本态度。在工人国际组织和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之间,政治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致性,至少组织形式的原则是不相冲突的。当然,除了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作为分析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的对象外,其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分别纳入这三个时期。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于1847年,它由之前的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来。正义者同盟“本身起源于早些时候的流亡者同盟。它最初的目标是把‘人权’和‘市民’引入德国,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一半来自手工业者,一半来自固定职业者”,“正义者同盟参与了布朗基和巴尔贝斯1839年组织的暴动,事情失败后,大部分成员逃亡伦敦,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兴旺的团体”。[1]马克思、恩格斯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与伦敦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伦敦共产主义者是当时德国工人最大的、组织最好的团体”[2]。可见,共产主义者同盟形成时期,正是马克思革命实践观确立和完成的阶段。但是这里需要严格区分革命路径选择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区别。即使当时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且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马克思较少涉及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但是,通过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形式及其运转方式可以间接地理解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其成立直接导源于革命形势的变化。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陷入低潮,但是随着“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3],至少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条件又已具备。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就是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向前发展,马克思认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4]基于此,在革命形势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就显得尤为必要。(www.xing528.com)
国际工人协会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新的无产阶级国际政治组织,关键在于,马克思从其创立到不断发展的过程都参与其中。因此,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国际政治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可以间接地理解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民主态度,即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化的问题。另外,在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解体之后,1889年社会主义国际成立,这一时期,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也较为重要,尤其是对比前后时期,可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是否一致,从而更好地阐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马克思集中阐述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的背景下,如何组织并展开活动的问题。相比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以直接的方式展现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虽然巴黎公社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如马克思在1881年指出:“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5]但是通过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却可以直观地了解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的理解。
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不管是在直接还是间接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马克思都一贯地持有民主的态度,即组织形式民主化,拒绝任何集中或专制的组织形式。这一点可以通过有关组织形式的三个层面得出结论,分别是组织原则与民主形式、组织形式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以及如何对待反对派等。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组织形式的分析。“当阶级差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6]因为民主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即政治民主,不管是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处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条件下。那么伴随着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政治民主的消失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但是政治民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民主本身的消失,就笔者而言,政治民主在社会革命的条件下,即共产主义社会,它被纳入了人的自由之中,民主即自由人联合体条件下人的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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