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法国：暴力向民主的转变

真正改变民主与暴力在马克思革命分析框架中的平衡关系是在马克思逝世前后。这一时期，民主开始逐渐取代暴力成为无产阶级在政治革命过程中的主要路径选择。1878年，恩格斯在比较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时指出：“虽然法国的危机只产生了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个危机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使得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报刊、会议和工会来进行活动以及组成工人党——而这些就是我们在1871年大屠杀以后的今天所能争得的一切。”^[106]从恩格斯的叙述可以看出，即使如在法国这样一直以来宣布通过暴力方式完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大陆国家，也存在通过民主、和平的方式来完成革命诉求。恩格斯在得出这一结论时，仍然坚持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19世纪60年代之后，“民主”被重新提起，马克思尝试避免民主对于暴力在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的替代，但是这时恢复暴力的地位与作用已经明显出现了障碍，这才有了恩格斯对于法国工人阶级通过“报刊、会议和工会”的方式来完成革命任务的判断。

恩格斯的这一叙述并不是孤例。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107]。在民主共和国之中：

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08]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方面清晰地表达了普选制——即民主方式——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对立，恩格斯又保持着模糊的态度。但是关键在于，在这段论述之前，恩格斯指出了民主共和国条件下政府和资产阶级所结成的联盟，“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109]。其中，美国、法国和瑞士被归入民主共和国之中，而德国和英国虽然不属于民主共和国，但是却可以达到同样的资产阶级统治效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如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需要避免一味地诉诸于暴力方式的革命，从而转向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并通过普选制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解放？从恩格斯的论述很难得出直接的结论，但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暴力革命的适用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

再如在1891年《德国的社会主义》中，恩格斯对于德国工人阶级与民主的关系明显持肯定的态度。恩格斯认为，一方面，“资产阶级曾经多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这意味着暴力手段是不会被放弃的；另一方面，“现在并不是我们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110]，这表明在德国，民主的革命路径选择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是如果允许民主的方式存在于德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过程中，那么这必然与之前的暴力适用性产生矛盾。因此，恩格斯从两个方面作出了解释：一是民主的方式只是暂时的，“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二是避免资产阶级的陷阱和无产阶级受到无谓的伤害。“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11]。恩格斯的解释看似化解了民主方式适用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尴尬，但他并没有充分解释清楚——难道民主的革命路径选择不会逐渐替代暴力在德国革命的适用性，尤其是面对不断和平的局面。因此，毋宁说恩格斯在德国等大陆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开始出现了模糊和摇摆的态度，选择民主方式更加符合当下的政治局势，但是放弃使用暴力必然动摇整个有关德法等大陆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这样一来，一种有关暴力革命的摇摆、模糊和相对性的态度便形成了。

之所以说恩格斯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存在摇摆，主要在于由暴力向民主的转变这一倾向开始产生。一方面民主有替代暴力适用性的可能；另一方面，民主的形式又被附加上了限定条件，即暂时性，暴力仍然在最终意义上适用于德法等大陆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例如，恩格斯在1886年指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合法的革命面前。”^[112]这其实又恢复到了民主与暴力在革命分析框架中的平衡关系，即使在英国，“争得民主”的过程也是不放弃使用暴力的过程。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又提到，法国巴黎公社“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113]。可见，恩格斯又恢复了对于这种专政与暴力适用于德国和法国的判断。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114]这个时候，恩格斯又忽略了“民主的暂时性”和“资产阶级的陷阱及避免无产阶级的无谓损失”，回到了之前民主与暴力在革命分析框架中的平衡关系——民主适用于英国等，但在“争得民主”过程中不放弃使用暴力；暴力适用于德法等大陆国家，民主没有实际的行动空间。(www.xing528.com)

直到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正视了这种摇摆和模糊态度，并且即使在德国和法国这类一直以来通过暴力方式来完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国家，恩格斯也认可了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完成革命。恩格斯首先承认了对于革命形势判断的局限，“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11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当时已经承认了对于革命形势判断的错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民主的革命方式被重新提起。虽然在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民主的革命内涵，但却因为形势需要而有意无意忽略了。

随后，恩格斯重新思考并阐释了革命过程中暴力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116]这无异于承认民主方式即使被应用于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是根据改变了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反思了1848年革命、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1870—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871年后欧洲工人运动中心由法国转向德国，并得出结论：“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117]恩格斯认为：“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118]，“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119]。而这一判断针对的正是一直以来通过暴力方式完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德国和法国等大陆国家。至此，恩格斯回应了在暴力革命问题上的模糊态度，肯定了由暴力向民主转化的趋势。

民主替代暴力成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主要路径选择，这一倾向直到马克思逝世前后才逐渐被提出，但其真正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此。其实在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对于德法革命的暴力选择就已经为民主保留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至少民主的革命内涵并没有被抛弃。在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通过强化民主适用于英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平衡暴力等同革命的逻辑。而到了60年代，民主被“重新”提起以及对于暴力的替代，马克思的再平衡过程已经表明，暴力路径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直至马克思逝世前后，在暴力问题上开始出现模糊态度，即德法等大陆国家存在通过民主路径实现革命的可能性。恩格斯在1895年完成的《导言》直接正视了这一摇摆和模糊态度，肯定了民主对于暴力的替代。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由暴力向民主转变的倾向？恩格斯之前提出表面的理由——“民主的暂时性”和“资产阶级的陷阱及避免无产阶级无谓的损失”，后来提出了更为根本的原因——“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不仅包括阶级成熟性，还包括大工业的发展状况，这一点其实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也已作出承认。马克思指出：“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20]，这也应合了恩格斯后来指出斗争条件发生的改变——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另外，在阶级成熟性方面，马克思也承认了这一现实，“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到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121]。这其实就是恩格斯指出斗争条件发生的变化——阶级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