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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路径选择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反过来,英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可以存在其他路径选择。因此,对于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都倾向于民主的过渡,并且是直接的表述和确认,这一点是区别于对德法革命的分析。但是英国可以通过民主和普选制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政治统治,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一切暴力的形式?

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路径选择

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及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德国和法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焦点,这是由当时革命的情势所决定的。只是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忽视了1848年之前、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1848年之后马克思对于革命与民主关系的叙述。例如,革命之前,马克思将民主纳入革命的分析框架之中;革命时期,在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民主的革命内涵,至少其在理论上持保留了民主作为革命路径选择之一;而革命之后,不少重提民主与革命关系的论述被革命的热情以及不断革命的预设所掩盖。二是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爆发之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两国,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可是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叙述的全部,其同样触及其他国家的革命问题。例如英国和北美,那么这就提供了革命的不同路径选择,尤其是马克思对于民主革命路径适用于英国的探讨,其被德法革命中专政与暴力的流行所遮蔽。因此,雅克·泰克西埃才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不能说,他们关于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文章也是众所周知的。”[85]尤其是马克思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路径选择的分析。

对于1848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叙述,因为前文已经较为详细地展开,如《共产主义原理》中有关英国宪章派是否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推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等,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针对1848年革命时期及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其他国家——如英国——在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上的态度。首先需要区分的是英国与德法处于不同的革命阶段,而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革命问题时是存在具体对象和具体指向的,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遍适用性。这一点在马克思分析德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有过较为详细地交代,“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在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在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族规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86]

正因为如此,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贵族,法国革命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斗争,而英国工人阶级存在通过争得民主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可能性。可见,马克思有关革命的论述存在具体的指向,这也是为什么雅克·泰克西埃提出反问和质疑:“正义者同盟,以及接下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德国流亡者组织。……人们可能忘记这是一个德国共产党组织。因为它的领导人、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的是欧洲范围的问题,他们的表述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意义。《共产党宣言》尤其是这种情况。没有人想到把《共产党宣言》当做德国共产党宣言。相反,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仅仅涉及德国。”[87]这意味着《告同盟书》中有关革命与专政、暴力的关系并不一定适用于英国等其他国家。反过来,英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可以存在其他路径选择。

那么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路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1850年,恩格斯在关于英国“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上,提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在他们还没有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永远不会有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发生效力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88]可见,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但是革命却是可以通过民主和普选制的方式来实现的,最终实现政治统治。因此,“争得民主”在英国可以表现为革命的路径选择,故而恩格斯得出结论,“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2/3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89]。这意味着民主在英国具有革命的内涵,并且这一革命内涵具有现实适用性,当然首先要做的是“争得民主”。

1852年,马克思在英国宪章派与普选制问题上,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90]马克思这段有关英国普选制与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叙述极为重要,一方面是延续了民主的革命内涵,这在1848年之前已经完成,现在则通过分析英国的工人阶级政治革命再次得到强调,尤其是处于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及之后的50年代——革命已经越来越被等同于专政和暴力的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确认了英国革命路径与德法革命路径之间允许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基于国情的区别,尤其是阶级发展状况和现代大工业的进展。并且马克思比较了不同的革命路径——暴力方式与民主方式,至少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优越于其他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因此,对于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都倾向于民主的过渡,并且是直接的表述和确认,这一点是区别于对德法革命的分析。(www.xing528.com)

但是英国可以通过民主和普选制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政治统治,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一切暴力的形式?这一点马克思并不认同。同时,这一点又必须区别于将革命与暴力之间建立等同关系。在英国,可以通过民主和普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过程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在德法革命过程中一样,无产阶级面对来自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反对,尤其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与恐怖,那么放弃暴力是没有理由的。马克思指出,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如果说贵族是他们垂死的对手,那末工人阶级却是他们新生的敌人,因此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91]。这与德法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暴力和恐怖性质相同。正因为如此,即使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专政,但是“争得民主”的过程却并不意味着放弃暴力。正如雅克·泰克西埃总结的那样,“同宪章派的法律至上主义相反,恩格斯与马克思认为,在实施这个纲领的过程中放弃使用暴力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在(以革命的方式)争得普选权之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92]。当然,这里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关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上与德法的差异,至少“恩格斯(然后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个纲领”[93],即英国宪章派的民主和普选制。

因此,虽然英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1848年及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主要对象。但不容否认的是,民主与普选制的革命内涵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消失,并且是以英国的革命实践作为例证。相比于德法革命过程中民主的被掩盖状态,以及民主至多停留在理论的革命内涵。在英国,民主的革命内涵获得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支撑,并且这也是与1848年之前革命和民主的结合相符。一方面是德法革命中专政与暴力的流行,另一方面是英国革命中民主与革命的关系,这充分表达了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上的具体态度,这一态度基于不同国家大工业的发展程度以及阶级的发展水平。理解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在马克思革命理论体系中的实际地位,英国与德法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暴力与“争得民主”的关系在根本上区别于德法革命中革命与专政、暴力的关系。这是革命在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自然结果。

总而言之,1848年革命时期及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主在革命分析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革命与专政、暴力的联系所掩盖,这导致了民主革命内涵的式微。看似民主已经不是马克思革命理论所要考虑的问题,相反,专政与暴力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那么这就导致与1848年之前马克思关于革命和民主结合的断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马克思主要的分析对象是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而德法革命中大工业发展的落后状况以及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阶级状态决定了革命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暴力和专政,这导致给人们留下“马克思的革命等同于暴力”的表面印象。另一方面则在于忽视了1848年之前与1848年及之后50年代的连续性,马克思之前将民主置于革命的分析框架之中,民主已经具备了革命的内涵,其不会因为德法革命的具体情势而彻底否定民主的革命作用,从而产生割裂。更重要的是,在德法革命过程中,马克思至少保留了民主在理论上的革命内涵。并且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民主的革命功能不仅得到理论上的支持,也获得了实践的肯定,即英国宪章派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因此,革命作为关键词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相反,暴力亦或民主只是处于革命的分析框架之中,是具体意义的表达。它根据不同国家的革命情势而作为具体选择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建立暴力与革命的线性逻辑,从而否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在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的态度差异。至此,民主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一直拥有着必不可少的地位和作用,即使面对德法革命的高潮。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时期,民主仍然作为一种革命的路径选择而存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不过稍微差异的是:这一时期不再是专政和暴力对于民主的掩盖,而是民主不断重申其革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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