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缺乏与拒绝民主的优化

1848年及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虽然在德国和法国，民主都处于被掩盖的状态，革命、专政、暴力成为流行词汇——这在前文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德国与法国当时革命形势和阶级状况的差异表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明确的阐释：“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达，这种文献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67]可见，法国的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冲突，而在德国，这种矛盾尚未成熟，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其作为现代大工业的产物，首要任务在于否定封建专制制度。这一系列的差异导致了民主被掩盖的原因存在些许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民主在德国和法国革命过程中所处于的模糊位置，并为专政与暴力的流行提供了充分条件。笔者尝试阐释，在革命、专政、暴力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民主在德国和法国革命过程中是不是完全缺失其地位和作用，抑或，即使民主失去作为革命的内涵，那么其中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并且这种原因更多与革命的情势存在关联，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这一必要组成。

在德国，马克思首先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来表达民主和自由的诉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马克思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那末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现反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侩的利益的一种手段”^[68]。从马克思的批评中可以看出，面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和民主的诉求，根本上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争取不是有待于取消，而是有待于深化”^[69]，这意味着民主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之间的积极关系，同时也应合了前述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说法。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马克思、恩格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0]。可见，民主以及普选制之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内涵并未失去。即使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没有否定民主所具有的革命内涵，当然其叙述是模糊的。革命、专政、暴力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叙述的模糊是一回事，否定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中，恩格斯指出：“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乌有”。^[71]再如在《危机和反革命》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德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也是基于德国当时落后的政治状况。马克思认为：“如果柏林有人胆敢践踏多数人支持的立宪原则，如果用两倍的大炮来对付219票的多数，如果不仅在柏林，而且在法兰克福有人竟敢嘲弄多数，组成两个议会都不接受的内阁，从而挑起普鲁士和德国之间的内战，那末，民主主义者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72]

面对议会与国王的冲突，马克思肯定了民主的意义，只是这一肯定是与其革命内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危机的解决“要么是成立瓦尔德克内阁，承认德国国民议会的威望，承认人民的主权”，因为柏林议会的“成立并不是根据宪法，而是依据革命”；“要么是成立拉多维茨-芬克内阁，解散柏林议会，消灭革命成果，建立虚伪的立宪政体或者甚至是联合议会”，而解散议会“只可能诉诸和4月8日的选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选民，并且除了在屠刀的威逼下进行选举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举”。^[73]马克思还对议会提出了假设和期望，“如果议会取得胜利，组成了左派内阁，那末和议会并存的王权将被摧毁，国王只能扮演一个领薪俸的人民仆人的角色”^[74]。可见，民主在德国革命过程中仍然有其存在空间，但是这明显受到专政与暴力的挤压，从而限定其有效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诉求，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样受益，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至少在理论上是认同的。不过，民主在理论上所蕴含的革命内涵是一回事，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否可以通过民主和普选制达成革命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法国，民主像在德国革命过程中一样处于尴尬的位置。但是不同的一点是德国革命首要任务在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具有较大的亲和性。相反，法国革命当时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斗争，不过面对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阶级状况，以及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结合，民主的革命内涵并未完全失去意义。马克思指出：“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防卫，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75]

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问题上，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方面可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封建贵族；另一方面，一旦无产阶级通过民主提出超越资产阶级范围的诉求，必然遭致资产阶级的反对，甚至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联合反对。这是由当时法国的阶级成熟度所决定的。虽然面对“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恐怖”，无产阶级在政治革命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革命、专政和暴力，可是这并没有改变民主的革命内涵，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例如，马克思在“1849年6月13日”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这部宪法，“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求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76]。因此，民主和普选制并不是缺乏革命内涵，其缺乏的只是在当时阶级斗争条件下的现实有效性，即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为如此，废除普选权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必要环节；相反，围绕普选权的斗争即使在革命实践中也不乏其积极意义，恩格斯在“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中指出：“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反动所废除。”^[77]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言辞激烈地表达革命、专政、暴力的《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一文中，民主及普选制也仍然处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之中，而并未被摒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部分工人摈除于选举之外。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本党的观点。^[78]

这段论述其实是对1848年和1849年革命高潮时期的整体论述，也即对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总结，可以看出，民主和普选制作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不管是在革命之前、革命之中、亦或革命之后，都并未失去其革命内涵。(www.xing528.com)

既然在有关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叙述中，马克思并未完全放弃有关民主的革命内涵，那么为什么革命、专政、暴力又成为掩盖民主的流行词汇。并且就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而言，马克思也越来越倾向于专政和暴力的使用，以应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恐怖。其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对民主的掩盖？就笔者而言，其可能存在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民主的缺乏。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处于尚未成熟的状态，而德国阶级矛盾更是主要由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构成。因此，争得民主的过程必然充满阻力，既可能存在封建贵族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否定，也可能存在民主威胁到资产阶级利益本身，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与恐怖。

二是拒绝民主。拒绝民主是在争得民主或争得部分民主之后，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废除民主的过程。从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可以看出，两国都存在废除民主的现象，如在德国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中，“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末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资格的法律，也许还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再次招回联合议会的魂灵——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79]；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与君主贵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的过程中，“三月革命绝对没有使天赋君主屈服于人民的主权。这次革命只是迫使王权，迫使专制国家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同自己的老对手进行协商”，“在三月以后，只存在两种力量。它们彼此互为防备革命的避雷针。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的”。^[80]而在法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不管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反动，抑或封建贵族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它最终都是以取消普选制的方式来进行的，“它们希望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能充分玩弄这种权力”^[81]。另外，不仅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会拒绝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存在拒绝民主的可能性，这在恩格斯的普选权“必然会被革命或反动所废除”中有所提及。同时，这与无产阶级由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相关，在一种情况下，“政治民主不能超越它自己的范围和走向社会的解放。政治国家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分离是不可克服的。必须用革命来同时消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82]。因此，无产阶级也需要拒绝民主。当然，无产阶级的拒绝是模糊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三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与恐怖。不管是在德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中，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以及二者的结合，都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实行了暴力和恐怖，它们的统治地位都是通过“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来实现和保护的。正因为如此，这使得民主在阶级斗争中很容易流于理论上的革命，而缺乏现实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使用革命、专政、暴力的词汇。

四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问题。虽然“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83]。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民主的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即使其存在向无产阶级“靠拢”的历史发展逻辑。如在德国，马克思言辞激烈地批评民主派小资产者，“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84]。

正因为存在上述的原因，民主在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失去其现实有效性——相比于革命、专政、暴力，即使存在革命功能与作用，那也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在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不断强调革命与专政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否定民主至少在理论上保留了革命的内涵，并且这一点在后续的政治革命过程中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是面对民主的缺乏、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取消、反革命的专政与恐怖，以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存在的局限性，民主的革命路径选择明显不适应德国和法国的政治现实。正因为如此，德国和法国有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专政与暴力开始流行起来，并且具有革命的正当性，甚至建立与革命的简单、线性逻辑关系。很显然，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有关民主与革命关系的完整但却模糊的叙述，同时其也忽视了德法之外其他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预示着：德国和法国革命过程中的专政与暴力的选择同样基于特殊性，其不能构成否定民主革命内涵的普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