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专政与暴力的盛行趋势及其优化

1848年之前马克思有关革命的阐释，在此不再作详细的论述。这里主要围绕1848年革命高潮及之后的时间里革命与专政的兴起。因为这种流行是与具体的革命形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在革命问题上的态度。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首先承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即“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2]。阶级斗争即意味着革命，它是由革命延伸而来的。马克思叙述了阶级斗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一切等级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3]。这段话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革命与民主较为关键，就其表面而言，革命和阶级斗争构成时代的主题，革命、阶级斗争以及后续的专政和暴力的流行无可置疑。

但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并不是完全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相反，资产阶级与一切等级的冲突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革命时代混杂着不同性质的阶级斗争，其差异来源于国别，即不同国家的阶级发展状况和阶级成熟度。因此，马克思的这段描述既是准确的又是模糊的，它为民主的被掩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因为它没有为民主在不同国家作为一种革命路径选择提供具体、详细的分析，这导致民主越来越被暴力革命的话语所掩盖。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后续部分谈到了民主，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4]。可是，专政与暴力抵消了民主的作用，“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干涉”^[55]，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56]。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不同国家集中阐述了暴力革命的思想，暴力革命的描述看似让民主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在德国，马克思批评了“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以及出现的“灰心失望，并回到倒霉的、可惜是德国人所特有的唯心主义那里去”^[57]的心态。马克思认为，民主派的失败主要在于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即“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象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58]这意味着民主派需要通过革命和斗争的方式，拒绝“假象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否则，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那么如何看待革命以及围绕革命的争论？

马克思指出，革命“本来就可能成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它使大资产阶级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给了人民不必要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他们物质的武器——步枪”，当然“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59]可见，马克思将革命理解为不断向前的过程，不仅包括思想武器，也包括物质武器——步枪，这一点为后续专政和暴力的流行提供了条件，进而进一步挤压了民主存在的空间。例如，在《危机和反革命》中，马克思认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60]这不仅对资产阶级反对一切等级的斗争有效，对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有效。从这一系列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由革命延伸出来的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概念成为替代民主的流行话语。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在德国完全失去作为革命的内涵，或许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组文章中，马克思对于法国的分析同样是围绕革命展开的，并且措词激烈，革命与专政完全走向了前台。面对革命的失败，马克思认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革命的进展“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61]革命只会向前推进，这与对德国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尽管革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但是阶级斗争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面对这种局面。正如在德国一样，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即“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62]因此，马克思认为：“革命死了！——革命万岁！”^[63]这句话与“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有着同样的意义，预示着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由革命构成的。那么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如何表现？(www.xing528.com)

马克思认为，在抛弃了空论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64]。这里，暴力是通过“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来表达的，正如在德国是通过“步枪”来表达的一样。可见，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马克思都延伸出专政、暴力等概念。这一延伸并不意味着否定民主的革命内涵，但是其确实掩盖了民主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即使是在革命高潮时期。

在1848年和1849年革命退潮之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总结了前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并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即革命、专政、暴力的正当性。马克思认为，在革命退潮之后，“工人应该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应该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该反对人民对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可恨的人物或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他们不仅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引导”^[65]。在革命行动中，“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66]。通过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由革命和阶级斗争延伸而来的专政和暴力，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并且马克思还提供了详细的做法以指导具体的革命行动，这和之前分析德国和法国的革命情况是一致的。

不过，马克思的分析既是准确的又是模糊的。其准确之处在于革命与专政、暴力的联系是无可置疑的，也是正当的；相反，其模糊的地方在于，为了适应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的叙述集中于革命与专政、暴力的联系方面，并未充分展开民主的革命内涵。虽然马克思也有关于民主的革命阐释，即使面对当时的革命高潮，但是这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正因为这种忽视，其导致了将革命等同于延伸出来的专政和暴力，并在相互之间建立简单、线性的逻辑关系。因此，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的叙述是模糊的。1848年前后的革命高潮，革命、专政和暴力的流行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民主被掩盖在革命分析框架之中也是事实。这不同于1848年之前民主被纳入革命的分析框架，当时民主与革命成熟地结合在一起，革命作为关键词包含民主这一必要的组成部分。可是，1848年革命高潮时期，这种结合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更为关键的是，其存在被否定的倾向，而这种否定并不是马克思所应有的民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