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批判由哲学转向政治，革命作为关键词开始走向前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失去其地位。相反，民主被吸纳进革命的分析框架之中，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选择之一。不管是在1848年之前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没有放弃民主作为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民主只是通过革命获得相应的内涵及边界。这在前述的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部分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主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对待英国宪章派的问题，可以再次证明，民主是在革命的历史逻辑中得以复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38]。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39]。因此，在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等级之后，无产阶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40]可见，宪章派构成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组织和载体。到此为止，可能很难发现民主的影子，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英国的宪章派。宪章派在英国的政治斗争中，采取了怎样的革命策略以及选择了何种革命路径？一方面，面对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41]；另一方面，如何实现这种替代，宪章派的政治斗争主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这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42]。相反，在德国和法国，因为还没有解决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的问题，即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立，但是理论上仍然存在通过民主方式建立这种统治的可能性。
由此可以看出，革命作为关键词，包含了民主的革命方式，也即民主可以作为一种革命的表达。这里，引出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其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放弃民主？这并不是由马克思自身所决定的，而是与当时对于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关联。
“到17世纪时，民主这个词可以说仍然是个被鄙视的词。只有那些最为逍遥自在且屡教不改的异端分子……才能采取民主的政治立场，甚至也还得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很亲密的小圈子中。”[43]在这里，邓恩清晰地描述了十七八世纪民主所处的状态。民主处于不受欢迎的地位，不仅有来自等级贵族的排斥，同时也包含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否定。
一方面，在法国，如达金森认为：“民主是对王权的有益补充，而非其对手或是潜在的替代物……法国王权最急需的并不是对其进行限制而是对其进行指导；而且不管是贵族还是教会都没有任何能力单独为其提供这种指导。”[44]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直接将“将欧洲封建主义结束后的政治时代看做是一种混合了君主的、贵族的和民主的因素并且在彼此之间保持着精心的平衡的政府体系，并且程度不等地欣赏品味着中世纪的贵族权力在抑制王权的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45]。可见，民主对于等级贵族而言，绝对不是受欢迎的事物，即使允许其存在，那也仅仅作为等级贵族的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同样在法国，民主不仅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同时，还制造了巨大的政治恐怖。“1788年的法兰西与其说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实体国家’，还不如说是‘散居在两万五千平方里格的地头上的一大群人’”，其需要转变成一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国家”，需要完善的“宪政秩序”，从而“能够确保公民享有其自然与社会权利、巩固在其日常生活中有益于改善生活的因素，以及‘逐渐地消除所有那些已经造成恶果的因素’”。[46]但是这一切通过革命和民主并没有得到实现，相反这造成的是更大的混乱、恐怖和对民主的忌惮。(www.xing528.com)
不过，这并不妨碍民主与革命的结合。18世纪晚期，在法国结束与英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战争之后，发现“自己也置身于革命之中，这场国内的战争如此剧烈，以至于它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独一无二的破坏性的政治概念——现代的革命观念，它不可抗拒地漫遍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47]。革命来源于对旧有等级特权的深深敌意，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当革命行至罗伯斯庇尔之时，其将民主引入革命之中，他“使民主作为政治效忠的核心起死回生：它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或是显然不可理喻的政府形式，而是一个被热烈赞扬、并且可能长期来看绝对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焦点与权力之源泉”[48]。伴随着这场“谩骂之词或劝诱之语构成的词语风暴”[49]，也即政治革命行动，民主反而作为革命的遗产得以保留下来，并且作为革命的象征改变了过去不受欢迎的地位。至少接受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人不再需要“秘而不宣”，或者是局限在“很亲密的小圈子中”了。其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接受了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叙述，并且这也符合当时的时代主题。
至少在当时，民主还不像20世纪那样，被赋予了不同侧面的理解，并且这不同的侧面可以是根本对立的。塔尔蒙曾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内涵，即“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其实，“两个学派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然而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具有自发性质的，并且，是在没有高压政策下自发产生的；另一学派，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则相反，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集团的绝对目标，是为了达到其他成就的目的的话，那么自由是不会实现的”[50]。可见，不同性质的民主在自由的诉求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以及相应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民主内涵的本质差异。塔尔蒙关于不同性质民主的区分，并不能准确反映18世纪左右民主的真实状态，倒是更为切合对自由的理解。因为当时，不管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抑或激进政治派别，都是承认自由的。可是在自由的取向和基础方面，却导致了不同的路径，即资产阶级消除一切等级而获得的自由与无产阶级消除一切阶级而获得的自由。民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民主并没有好感；相反，政治激进派别，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政治斗争，却不排斥民主的方式。马克思从一开始倾向于“理性自由主义”，后来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再转向革命，其内在原因即在于民主的革命内涵。另外，马克思对于普选制的呼吁，对于英国宪章派革命与民主结合的描述，都反映了这一深层逻辑。因此，时代赋予民主的革命内涵使得马克思不会轻易抛弃革命叙事中的民主组成部分，民主只是适应性的转变角色，成了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存在由民主向激进——也即革命——的转变过程，这通过1848年之前一系列著作的梳理，可以明确地得出这一结论。但是马克思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向并不意味着抛弃了民主这一组成部分，其不过是由通过民主作为关键词来叙述革命转变为通过革命作为关键词来阐释民主，民主仍然是作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马克思完成了由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这使得革命越来越凸显，民主必须退居其后；另一方面，民主之所以仍然构成革命理论的必要组成，与那个时代对于民主的理解存在紧密关系。
民主在18世纪左右并不受到欢迎，但是经过革命，民主开始作为革命的遗产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民主也是一种革命。正因为如此，民主在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中重新复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8世纪左右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于之后20世纪将民主作出不同性质的区分。如果按照观念史的方法作出区分，18世纪左右革命作为关键词，以马克思为例，民主是被吸纳到革命分析框架之中的。与之相对，18世纪左右，对于自由的理解反而存在不同性质的区分，这涉及到自由的内容和基础，比如消除一切等级的自由与消除一切阶级的自由之间的差异。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替代革命作为关键词的是阶级，在阶级框架中，民主开始了不同性质的区分，一种民主构成了革命，另一种民主则可能构成了否定革命。很多否定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后继者，正是因为忽视了民主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不仅在青年时期保留了民主这一组成部分，即使在后续的革命高潮时期以及晚年，其仍然没有放弃民主作为革命理论体系的当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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