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转向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革命作为关键词来阐释民主，主要与其批判的轨迹变化存在关联。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哲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变迁。哲学批判在青年马克思时期是非常清晰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等，都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7]，“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28]。在这里，宗教枷锁的破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破除尘世的枷锁，即哲学枷锁。因此，马克思才说道：“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9]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这一逻辑进一步延伸并作出清晰的表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30]，而“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的问题”^[31]。可见，由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由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由政治批判（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即人的解放）已经在马克思的逻辑中清晰地呈现。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由哲学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过程，导致了革命替代民主成为关键词呢？这个可以从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态度的转变作出解释。马克思在“大学时期与《莱茵报》时期虽有区别，但都倾向于理性的自由主义”，而在“《德法年鉴》连同克罗茨纳赫时期……开始出离青年黑格尔派并诉诸费尔巴哈，在政治上转向激进民主主义”。^[32]这里的转向激进民主主义，一方面得益于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来源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认为费尔巴哈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三、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33]从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已经远远超出哲学批判的范畴，它是对于过往哲学的根本性否定，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正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这一理论原则是基于现实的表达，超越了过往哲学缺乏现实基础的抽象论述。因此，这就构成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激进和革命的立场。(www.xing528.com)

很快，马克思就开始了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的哲学革命终究还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现实为基础的理论表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4]，“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可见，马克思需要把理论原则真正地立于现实基础之上，这即哲学革命和哲学批判，而这一批判和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之前提到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马克思“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对现实政治的漠视态度”^[36]，哲学批判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实现。那么政治解放意味着什么？“第一，政治批判必然要求落实为社会革命，并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第二，政治解放必然要求表现为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第三，政治解放落实于私有制的克服以及财产关系的重新占有。”^[37]因此，对于费尔巴哈的否定意味着哲学批判需要转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革命已然取代民主成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关键词。通过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的解放）的过程，民主已经不能充分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内涵，革命自然而然走向前台，成为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