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形式优化

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民主另一层面的应用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的形式问题，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通过何种方式来运转，民主的抑或非民主的。可以说，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及其运转问题上始终持有民主的态度。不管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还是在巴黎公社问题上，马克思都坚持民主、平等的原则。

这一原则主要表现在组织原则、组织形式和如何对待反对派三个方面。在组织原则上，无产阶级政治组织需要坚持革命目标，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坚持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普选制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对待反对派问题上，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不存在任何妥协和让步。其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天然的”具有民主的形式，与此相对，如果反对派存在，那么必然是少数人战胜多数人，即非民主的形式。这一点马克思并未作出具体的分析，至少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构成问题的。

因此，笔者将其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与民主形式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其实，个中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源于唯物史观。基于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过程，消除对立面——即资产阶级——构成了历史向前发展的结果，那么无产阶级必然构成多数，通过民主的方式展开组织形式，结果只能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对于组织的民主形式问题，后文还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这里只需要明确一点：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始终持有民主态度。

另外，马克思的民主态度还表现在如何对待“少数人”问题上，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及其组织运转是不是依靠少数人来完成。如塔尔蒙，就将马克思民主思想纳入极权主义民主的谱系，并认为这最终导致“高压政治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的产生。或者如雅克·泰克西埃认为，马克思与雅各宾主义——专断、独断——存在关联。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少数人可以完成，并且，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始终需要遵循平等、普选的原则。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就涉及这一问题，“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发展，其实他对于这种发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功于这个埃萨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说般的阴谋”^[71]。(www.xing528.com)

之后，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也是基于否定这类“少数人”阴谋革命的理论，“伦敦中央委员会表示愿意改变观念，它给同盟成员发了通讯，在通讯中说需要一种对目标更为严格的规定，不要以纯粹情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谴责了阴谋革命的方式”^[72]。这种阴谋革命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上的表现就是“少数人”决定，是明显的非民主要素，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持根本的否定态度。1847年、1850年《章程》中对于“盟员平等”和选举的组织设计，其实也应合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它否定革命依赖于“少数人”的非民主原则。另外，《章程》和《共产党宣言》中对于革命宣传的规定，也反映了革命是依赖于大多数人的，即无产阶级，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阴谋革命。在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中，其指出：“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要由布朗基派负责”。^[7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少数人”问题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少数人来完成这一问题上，在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组织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问题上，始终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问题上，“少数人”问题还表现在“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上。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详细的规定：“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74]从整段叙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强调的共产党人作为“少数人”，并不是体现在具体的政治组织及其运行过程中，并不是用共产党人去替代无产阶级本身，而更多是从革命的一般原则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展开的，是政治组织的原则和前提，与《章程》中对革命目标的规定也相符合。因此，共产党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少数人”，也不是对“盟员平等”和普遍选举的否定，其正当性不是来自共产党人本身，而是来自革命的历史逻辑——即无产阶级政治革命。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共产党人的“少数人”取代同盟内部的民主形式，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也不存在“少数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通过1850年《章程》对民主选举和平等的重申可以得到确认。故而“少数人”问题主要限定于革命目标的坚定性，并且这种坚定性也不等同于通过少数人去完成革命目标。至于组织的民主形式及其运转，也不会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