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疑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这种地位经常被忽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在马克思的时代有着不同于今天的时代内涵。在今天，民主更多地与代议制、普选、权力分立等联系在一起，根本在于如何维持一个政治体系的运转，并表达一种正义的价值观念。但是在17世纪左右，乃至18世纪，民主并非一个受欢迎的词汇。正如约翰·邓恩所指出的，它是作为一个“被鄙视的词”而存在的。经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民主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尤其是当它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民主获得了自身的正当性。约翰·邓恩以西耶士为例，阐释了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主如何被附着于革命。西耶士在《论特权》中展开了对特权的抨击，“公开呼吁武装斗争”，并与“法兰西贵族这一等级公开决裂”，其“致力于摧毁将贵族们的世界囊括在一起的、由傲慢与矫饰筑成的大厦”。[61]约翰·邓恩认为，西耶士的这种抨击很快转化为“公开的革命方案，并且将这经典的革命意识的宣言书在半个世纪之后传递给了年轻的卡尔·马克思”[62]。不过，约翰·邓恩指出：“‘不要贵族’必定是这个国家所真正的朋友的战斗口号。但贵族的敌人绝不就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对西耶士来说，这样的民主，不管它的危险有多严峻，也不可能在法兰西造成真正的威胁，因为它绝对无法实行”。[63]但是西耶士已经将民主附着于革命，这种革命是针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即使其不认为民主可行，甚至民主也不一定就是受欢迎的。后来，随着法国革命的推进，民主越来越获得正当性，并且这种正当性来源于革命本身。约翰·邓恩认为，正是罗伯斯庇尔使民主获得了作为革命的正当性[64]“……在完成自我毁灭的任务之前几个月，它已经将这个古老的、战痕斑斑而如此长时期内又具有奇特学术气息的词，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了革命的标准上，将它毫不愧疚地传递给了世界上其他人群，直至久远的未来。是罗伯斯庇尔，首先使民主作为政治效忠的核心起死回生：它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或是显然不可理喻的政府形式，而是一个被热烈赞扬、并且可能长期来看绝对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焦点与权力之源泉”[65]。
从约翰·邓恩的分析可以看出，民主在十八九世纪已经具有一种革命的内涵，是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由“被鄙视的词汇”变成受欢迎的概念。约翰·邓恩认为，这种革命的意识一直延续到马克思身上，当然民主的革命内涵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有其合理性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民主确实承担了革命的作用，是作为革命的路径选择之一。1848年革命之前，马克思甚至通过民主来阐释其革命思想，革命尚居于民主之下。1848年革命时期，在确立了革命的分析框架之后，马克思仍然没有放弃民主，并将民主纳入革命分析框架之中，作为达成革命目标的必要手段。(www.xing528.com)
不过，马克思对于民主的使用并不局限于革命手段，民主同样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形式及运转方式。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原因在于当时缺乏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具体形态。但是以间接的方式考察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巴黎公社，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坚持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展开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日常运转，即使是在革命的迫切时期，平等选举权也没有被抛弃。因此，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有两个层面的应用：一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路径选择，二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包括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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