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肯定之观点分析

在19世纪，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主要的分析对象即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主要内容。不过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其同样符合革命的分析框架。因为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同样符合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即消除对立面并达到新的社会阶段。这一点在有关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理解过程中经常被忽视。但是在革命形势出现变化，如革命的退潮或者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这时马克思明显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持有肯定的态度，即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承担着革命的角色与功能，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自然，其应该否定、扬弃封建主义，而这又符合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诉求。例如在德国，落后的政治状况决定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行动即是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根本而言，这也符合无产阶级未来革命的诉求。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却把“社会主义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因此，“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22]。

从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运动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态度上是一致的，故而资产阶级政治行动表现出革命的属性。当然，这一革命属性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的。虽然马克思围绕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问题还补充了两点：一是德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的解放，如同在法国一样，德国之所以现在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层面主要在于其政治的落后状况，“德国不是和现代国家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23]。这意味着德国仍然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轨道，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二是德国在1848年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并未实现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相反，其实现的是与封建主义的结合，放弃民主和自由，实行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属性是否还存在？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作为封建贵族对立面所具有的革命属性，可能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确实出现过态度或情感的差异。但是马克思总体上是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属性，如其在《柏林的反革命》中指出：“不管柏林将遭遇到怎样的命运，二者必居其一：国王或人民，而人民高呼着‘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这个口号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24]

既然在马克思的理解中，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具有革命属性。那么这种革命的角色和功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马克思又是如何去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抑或合理性？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取代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确立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是对封建贵族统治的革命性改变。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取代其对立面——封建主义及封建贵族，确立新的社会形态。

在第一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形象的表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5]正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改变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及交往形式，改变了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

在第二方面，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相伴随，资产阶级必然要求对封建贵族的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运动即是革命性的要求。正因为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属性，即使在落后的德国，无产阶级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也需要承认这一点。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至少二者在对待封建主义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在这一问题上，雅克·泰克西埃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顾所有的承诺和礼物，拒绝与封建或王室反动派进行任何合作，坚持他们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尽管自由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和易背叛的”，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者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阶级，它们尽管是根本对立的，但清算封建制度的残余对他们都有好处”。^[26]可见，《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现代两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其得以可能，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革命的完成。

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也提供了充分的说明，例如其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向往的制度及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27]可见，资产阶级在面对封建贵族问题上应当是革命的，而且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绝不会与封建贵族合作，因为“反动派之所以拒绝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显然不是为了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28]。即使在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仍然延续了这一态度，其指出：“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29]通过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革命首先在于消除封建主义这一对立面，而此一革命的主体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会因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在这一问题上与资产阶级不一致。并且正是基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属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得以可能。

马克思之所以肯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根本原因还在于其革命的分析框架，即基于劳动实践的历史运动过程，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法——通过否定对立面、达到新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之前，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对立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主要内容。换言之，马克思时代的革命对象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时代之前的革命对象是封建主义，在两种历史语境下，革命都是成立的，也都具有自身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如果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仅仅与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相联系，那么这就忽视了革命作为框架性概念和关键词对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意义。相反，只有承认革命作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上肯定、积极的态度。资产阶级同样具有革命属性，正如同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具有革命属性一样——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逻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