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确立了革命的分析框架之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革命内涵，这存在不少争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观作出过概括，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5]虽然列宁将革命作为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基础所在，但是这并不同于革命的分析框架。因为革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作为分析框架或关键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表达的是对一个时代变化的整体性概括，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或者专政。相反，列宁将马克思的革命限定为暴力革命，即使确立革命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也是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存在一定出入。
一直以来，学界对马克思革命内涵的理解都延续了列宁的思路，将革命等同于暴力、专政和夺取政权。正如金观涛指出：“马列主义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提出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含义不仅和激烈改变及斗争等含义合而为一，而且它同革命观念中用暴力夺取政权之意相联，从而导致暴力革命化和合法化”，“列宁对革命的定义实为暴力正当化最好的例子”。[6]金观涛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对马克思革命内涵的界定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列宁式逻辑。不过，金观涛更多是针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批评，在马克思如何通过革命分析框架来阐释革命内涵问题上，仍然是存在偏差的。有时候，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一定的区分是必要的，这一点马克思自身也作出过说明，尤其是在革命分析框架问题上。
除了通过革命分析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的革命内涵之外，避免将革命简单等同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另外一个需要提及的是中国有关革命的惯性思维。这也构成理解马克思革命内涵的障碍所在。金观涛曾详细分析过革命观念及其内涵在中国的变化，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结构中，“革命观念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来自改朝换代的几重意思，第二个层面为由第一个层面意义进一步细化而生成之内涵”。其中第二个层面意义包括如“天道”，天道在当时主要是指“符合儒家伦理之统治”“天地（天的代表）周期性变化”。[7]后来，尤其是随着Revolution概念的引入，革命内涵在中国发生了变化，“‘革命’一词本来意义如易姓和王朝更替等传统内涵消失或隐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整体的彻底激烈变革、进步等新的意义；它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8]。(www.xing528.com)
不过，革命内涵的重构仍然需要“天道”的支持，只是这时，天道已经由唯物论和辩证法所逐渐取代儒家伦理之统治和天地周期性变化。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将任何规定性和其对立面（该规定的否定）的共存，视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将西方革命观念中的进步和求新价值纳入黑格尔的发展哲学，任何一种本质规定性的自我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将成为进步的原因，质变以及事物的矛盾性或内部激烈斗争即变成和进步等价之革命的主要内容，这时革命观念中进步之内涵就同革命另一重意义——激烈而彻底改变等同，点滴改良因不是质变也就和革命对立起来”。故而革命成为“新道义”，“暴力成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斗争哲学的成熟”。[9]这其实回到了列宁对于马克思革命内涵理解的轨道上，当然这也是中国普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逻辑。虽然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在革命分析框架中有机结合进否定性历史运动过程。但是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显然要复杂、多变和具体的多，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和暴力夺取政权，尤其是马克思在革命分析框架之中还具体使用到许多其他概念，如民主、暴力、专政等。合理理解马克思的革命内涵，需要从革命分析框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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