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实践和认识紧密相连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围绕实践所引申出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157]尽管马克思通过实践统一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完成对旧有哲学的革命，并引申出革命实践；通过分工作为中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使得革命实践中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具有了现实的基础；通过反思或自我批判作为中介统一实践与认识，解决了思维与实践运动、变化、发展的问题。并且这一过程也是与革命性变化相适应的过程。但是唯物史观所引申出的革命实践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革命行动，同时它也是一种理论表达。换言之，唯物史观仍然是马克思所表述的理论内容，属于马克思的认识和思考的结果。至少其属于认识的范围，需要处理与实践的关系，从而达到二者之间的统一。因为唯物史观具有多重的属性，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同时也是一种革命实践和革命行动。
其实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即历史必然性问题，二者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包含了作为理论的实践理论，同时也包含了作为活动的实践活动，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杨耕认为：“物质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同时，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包含并统一了这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158]。至于历史，它“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159]。可见，马克思通过实践统一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三重关系统一于实践并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即历史辩证法的运动过程，它是“社会历史实践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解决”[160]。
实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是对现实运动过程的描述，同时也是现实运动本身。因此，通过反思或自我批判作为中介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同样适用于实践本身。一方面，实践作为理论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论表述，是现实发展的产物，“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必然性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161]。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至少马克思认为这种现实条件已经成熟，实践理论关于必然性的描述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作为一种认识和观念，其来源于实践活动本身，这使其区别于既往一切旧有哲学，“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结束时，这种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复存在”[16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即对于实践活动反思的结果，实践既作为人的认识而存在，也作为人的活动而存在。(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如何处理实践作为理论与实践作为活动的统一问题上，也有过较为明确的阐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63]从马克思的描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一方面作为理论，另一方面又不是简单地作为理论本身。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时，它是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产生的，是对现实反思并与现实相适应的结果。因此，这又使得共产主义不能简单作为一种理论，它更是对现实运动的表达，是现实运动本身，产生于现有的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直接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64]可见，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理论，但是它根本区别于之前所有的旧哲学，这种理论只是对现实运动过程的表达。换言之，共产主义理论就是现实的革命运动本身。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实践所解决的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其也构成了一种理论表达。但是实践理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之外，它作为一种理论同样适用于以反思或自我批判为中介的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基于此，实践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活动完成了统一，理论不过是与活动相适应的认识，而活动不过是理论在现实中的展开。从这一逻辑出发，马克思通过实践理论引申出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所提出的革命实践也得到了统一，革命理论既是革命实践的一种理论表达，同时，革命理论也是革命实践本身，它就是现实的革命过程，即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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