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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反思的中介作用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自我批判”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统一的中介,并且,只有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才能避免由思维产生实在,才能回到实在产生思维的正确认识逻辑中去。故而自我批判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的中介。杨耕将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过程理解为“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149],因此反思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统一的中介。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反思的中介作用

实践与一般性观念,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之外的观念,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的?杨耕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反思作为中介来完成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他认为:“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出反思成为思维中‘绝对的积极的环节’的真正原因,即实践活动的发展,同时,又揭示了思维运动具有‘反过来思’的过程,即通过建立更高级的范畴体系对原有的范畴体系进行批判,并使之‘变形’。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出思维的正向与反向两个方向的运动。”[140]欧阳康在这一问题上持有类似的看法,也将反思作为马克思统一实践与认识的中介,其认为:“回溯性认识指每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生存和活动于他们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历史或历史认识”,“回溯性认识作为对于人类自身的过去的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及其结果的认识,本质上属于一种反思性认识。这里的所谓反思,即黑格尔所谓的后思,是一种‘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41]笔者认同反思作为中介统一实践与认识的矛盾关系,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围绕这一问题的展开也是遵循相同的逻辑,虽然马克思使用的是“自我批判”,但基本上表达的即反思的内涵,这是一种批判性扬弃的过程。

马克思最为详细地展开实践与认识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部分。马克思在分析何为科学上的正确方法时,以人口为例指出思维的过程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另一种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42]马克思认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且“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43]从马克思的区分可以看出实践与思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其中实践又是处于基础性的地位。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44],是实在产生了思维,而不是思维产生了实在。至于通过思维的运动过程仿佛看到思维产生实在,马克思认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45]可见,实践构成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即思维运动的过程,即再现具体的过程,而不是产生具体的过程。

那么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关系如何产生认识的不断发展,即历史运动的过程。马克思通过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比较得出了这一运动的过程。简单范畴即第一条道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具体范畴即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146]可见,简单范畴对应的实践形式是较不发展的具体,具体范畴对应的实践形式则是比较发展的具体。其中,实践居于主导的地位,当实践尚未发展到比较发展的具体时,具体范畴是不会产生的,而简单范畴则属于较不发展的具体的条件下的精神表现,即观念和认识。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实践由较不发展的具体前进到比较发展的具体时,简单范畴作为具体范畴的从属被保存下来,即否定性的扬弃过程。具体范畴是实践基础上对简单范畴的否定,但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抛弃过程,而是一个保存既有范畴基础上的扬弃和否定,从而使得范畴达到更高阶段,即认识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47],思维运动的过程即历史辩证法的过程,也即实践过程。

既然实践与认识作为实践理论的组成,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过程,那么什么构成了二者矛盾关系的中介?马克思认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因此,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48]。从马克思的叙述可以看出,“自我批判”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统一的中介,并且,只有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才能避免由思维产生实在,才能回到实在产生思维的正确认识逻辑中去。故而自我批判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的中介。杨耕将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过程理解为“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149],因此反思构成了实践与认识统一的中介。

在此基础上,杨耕总结了马克思历史认识的方法,即“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就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通过对历史的‘透视’和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在这一过程中,“‘透视’自始至终受着历史进程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相对性。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客观性原则,放弃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150]由此可见,在历史过程中,实践与认识的矛盾关系处于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状态,并始终以实践为制约,即现实的约束,因而具有相对性。但是这种相对性并不影响客观性的实现,即二者的统一。如何实现统一,马克思认为,理论需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51]。基于此,也就可以理解德国现状落后于德国理论,通过理论的彻底性实现革命实践的彻底性,因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是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152]一方面,德国哲学是受到经济高涨的影响,它并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尽管德国现状并未发展到这一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彻底性则得以可能。(www.xing528.com)

此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既然反思或自我批判作为中介统一实践与认识,那么经常通过“反映”来理解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处于何种地位?笔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认识作为实践革命性变化的结果,不能通过反映来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只能通过反思或自我批判来统一二者。在国内学界,反映仍然流行于理解实践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之中。一种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它“把反映与映入、射入、照镜子作同一意义理解,认为认识是纯客观性的、一次完成的照镜子式的反映”[153]。或者,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来达到与实践的统一,这不过是变换了形式的“照镜子式的反映”。

另外一种则是杨耕提出的“反映”新解,他认为:“思维反映存在揭示的是思维的内容,思维如何反映存在揭示的则是思维反映存在的方式、尺度、取向,是思维与存在在什么角度、层次、范围,通过什么形式、途径,达到二者的统一。”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映不仅通过实践及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且通过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形式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忽略’了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问题”。[154]

可以说,杨耕对“反映”的新解仍然不能化解反映替代反思造成的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转向自然唯物主义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反思或自我批判作为中介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并且这也是马克思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即使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问题仍然包含在实践与认识关系问题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超越这一关系,从而需要引入反映来构建思维与自身的关系。这一点即使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155]可见,即使思维构建自身的过程仍然在根本上从属于实践与认识的问题,它可能构成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从属于自我批判,不能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引申出反映作为中介。

因此,笔者不同意引入反映作为理解实践与认识的中介,即使从思维构建自身的角度,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而且也容易滑向自然唯物主义。因为反映很容易带有“决定”的色彩,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使用决定这一词。但是其在使用过程中是以实践理论作为根本依据的,绝不会侵蚀人的主体活动,实践也是以人的主体活动作为必要的组成。相反,反映很明显会忽略人的主体活动,将实践理论抽象为外在于人的存在。例如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滑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56]可见,与这种“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相伴随的即是认识的“反映论”,它明显忽略了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的主体活动。因此,反映不适合作为实践与认识的中介而存在,至少,这个词存在潜在的风险,其不能准确表达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相应的运动、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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