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将马克思关于观念的内容纳入精神生活中去，人类社会生活形式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对应着整个社会生活”[136]。其实这一逻辑存在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理解偏差。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劳动实践，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社会存在也对应着劳动实践；相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狭义上的指涉，它们根本上决定于劳动实践。因此，精神生活作为观念的内容涵盖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其构成了上层建筑的范畴，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二是作为一般性的观念内容，其构成与实践的矛盾关系。胡为雄将观念的内容完全纳入精神生活，并认为社会存在对应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实际处于社会存在之下。那么存在的风险在于，这会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转化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一逻辑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成为较典型的界定，并且在国内学界也成为通行的看法，但是这并没有准确地表达马克思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笔者认为，当认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时，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时，认识所要处理的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当认识作为一般性观念时，其所要处理的是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7]。如果将观念的内容完全纳入精神生活中去，并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归结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等于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还原为自然唯物主义。(www.xing528.com)
马克思关于实践与认识关系的叙述，比较早的可以追溯到关于德国实践与理论的分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关系：一是德国现状落后于德国理论，马克思认为：“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二是在德国，可以通过彻底的理论实现彻底的革命实践，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8]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其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139]可见，实践与认识之间存在一个矛盾的关系，二者通过一定方式相互作用，并最终向前运动、发展。另外，由这一矛盾关系延伸而来的，也是马克思实践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组成，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正是基于此处理之前一直存在的理论陷入抽象思维的问题，而这又是实践理论根本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有哲学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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