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哲学革命的直接成果

马克思通过实践理论来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指出其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是转向现实的行动，即革命性实践。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95]。费尔巴哈将世界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但是其不了解“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96]这即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之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是一致的。^[97]其中，马克思对于现实革命实践的强调又集中于政治革命，即现实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之所以转向政治革命的诉求，一方面，不管是宗教批判还是哲学批判，其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局限于哲学范围，并没有指向现实问题，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理论，“马克思并不满意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也不满意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而是要求把宗教批判以及自然唯物主义观念转变为自觉的政治解放”^[98]。这里，就是指政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革命仍然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马克思认为在现实条件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政治革命应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因此“仅仅把政治批判看成是资产阶级政治批判，是不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法国的条件下，政治解放看起来由资产阶级承担。但是……不仅德国、而且欧洲人的政治解放都要由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来承担；也只有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解放，方可以内在地通向人类解放”^[99]。

正因为如此，作为消灭哲学的直接结果——革命实践，在当时主要是指转向政治革命。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既然通过实践理论实现了对哲学的革命，那么实践就应该自然而然地转向现实领域，即革命实践领域。革命实践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包含着根本改变的要求，是现实矛盾的产物。这符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其中，政治革命又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革命得以可能，主要通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来表现的。马克思认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00]，社会矛盾日益转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简单对立。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作为对立的一极得以可能。“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资产阶级发动起来”^[101]，“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102]。这时，无产阶级日益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作为阶级而存在。

另一方面，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阶级，其他所有阶级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么转向资产阶级，要么转向无产阶级。例如，马克思认为：“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因此，“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有了一个新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03]。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政治革命既属于现实的革命实践，同时它也因为现实条件的存在而成为可能，从之前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对立发展到当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即围绕实践的历史运动过程。(www.xing528.com)

虽然政治革命作为当时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但是其并不是全部，或者说，政治革命并不意味着革命实践的完成。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历史运动过程除了具有相互对立的阶级斗争之外，还需要完成这一斗争过程，最终达到新的历史阶段，即消灭阶级斗争的状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强调政治革命的同时，还将政治革命推向社会革命，政治解放发展为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无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4]可见，革命实践的最终完成是通过政治革命达成社会革命，其中对于经济关系的革命构成了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过程中指出：“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而“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05]

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不仅需要首先确立政治统治，同时还需要完成社会革命，即瓦解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这里才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所在。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递进和延伸，也是政治革命的最终完成。换言之，革命实践的最终完成是达到消灭阶级，消灭阶级不仅是指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统治，还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关系。这里需要指出邹诗鹏在这一问题上的偏差。邹诗鹏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乃政治批判的具体化”，原因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必定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这一批判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06]问题在于，马克思通过实践理论引申出革命实践，一方面，是对所有旧有哲学的革命，即消灭哲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革命实践意味着现实的政治行动，即政治革命。不过，政治革命并不是革命实践的全部内容，虽然作为其非常重要的组成。政治革命得以可能，根本在于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政治革命最后还需要解决劳动社会领域的问题，尤其是所有制关系问题，简言之，即社会革命。那么为什么首先是政治革命，或者说，政治革命为什么在当时处于优先的地位？至少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只有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展开社会革命，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否则社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因此，马克思才提出了基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两大政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见，邹诗鹏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是政治批判的具体化，这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就笔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政治革命的基础所在，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基于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而引申出来的。正如之前通过实践引申出革命，即对哲学的革命，这里在现实领域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产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关系。

可见，马克思通过实践在完成对哲学的革命之后，直接结果就是革命实践的产生，而其中的政治革命又构成了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并且政治革命最终还需要推向社会革命。基于革命实践的要求，或者说革命何以表现，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且根据历史辩证法的逻辑，社会对立日益简单化为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不过，这并不是由消灭哲学而产生的，其主要根源在于劳动实践的矛盾。对哲学的革命可以产生现实的革命实践要求，但是革命实践何以可能。换言之，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来源问题，则只能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