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辨析

围绕马克思与恩格斯差异的争论是非常之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革命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雅克·泰克西埃指出：“恩格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一边，因为在政治领域，人们很快发现，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是何等的荒谬。”^[83]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到国际工人协会时期，乃至马克思逝世后的社会主义国际时期，恩格斯在政治革命问题上始终保持并延续马克思了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态度。即使经常容易引起争论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路径的态度在马克思逝世之前就已经有所表达，这并不是恩格斯在政治革命路径问题上与马克思的分裂。通过梳理19世纪60年代之后革命退潮时期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问题上的看法，民主与暴力的区分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在革命形势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因此，至少在政治革命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甚至分裂。

但是不可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确实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在关于对哲学的革命问题上，而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恩格斯晚年。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完成从哲学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消灭哲学和对哲学的革命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等一系列旧有哲学可以看出，恩格斯并无明显的不同态度。但在马克思逝世前后，尤其是随着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的完成，恩格斯回到哲学领域的倾向就显得非常明显了，而这与马克思一直以来尝试解决哲学问题、跳出哲学领域、消灭哲学、转向现实的政治行动是存在不一致的。或许，这就是恩格斯在哲学问题上与马克思的差异所在。在1885年恩格斯为《反杜林论》所作的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陈述了自身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法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84]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将唯物主义区分为自然观与历史观，并且，两种唯物主义观都是通过辩证法的形式展开的。但是这明显区别于马克思通过实践统一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不能引申出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观。

另外，恩格斯基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区分，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至于恩格斯所做的如同马克思一样，“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85]。可是，恩格斯通过辩证法将唯物主义划分为自然观、历史观和思维三个不同层面，这已经破坏了马克思通过实践将三者统一的过程。因此，恩格斯在这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自然界中的辩证规律，并确立其与马克思历史观同等重要的地位。

恩格斯指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是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86]正是基于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辩证法的规律总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并且“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87]

可见，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历史观和思维的划分中，一是人的中心地位消失了，至少在展开自然观的过程中，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因为自然观中的辩证法规律是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二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存在被纳入自然观及相应规律的倾向，即自然观中的辩证规律同样适用于历史观和人类思维。那么属人性就必须服从属物性，人的思维活动同样遵循着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性。三是沟通人作为主体与自然存在物作为客体之间关系的实践消失了，如何实现主客体之间的统一以及二者在历史过程中的运动、发展，其全部让位于自然观中的辩证规律在历史过程中的应用，人与外在于人的自然存在物及其异己产物处于分裂的状态。四是消灭哲学向恢复哲学的转化倾向。在马克思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解决了哲学问题之后，哲学已经不复存在，对哲学的革命由现实的政治行动所接替。但是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哲学又得到了恢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性重新获得地位。当然，恩格斯并没有放弃在政治革命问题上与马克思的一致态度，可是基于哲学的恢复，由对哲学的革命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转化存在危机。

恩格斯明确唯物主义自然观，并由此展开历史观和人的思维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将近代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88]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紧密相连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89]恩格斯正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承认存在的首要地位，解决唯物主义自然观问题；在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解决人类思维发展的问题。同时，不管是在自然观、历史观还是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辩证法都贯穿其中，辩证规律即科学本身。(www.xing528.com)

在笔者看来，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通过实践统一人与自然存在物的唯物主义存在根本差异，恩格斯实质上已经回到了杨耕所说的自然唯物主义范畴之内，只不过，辩证法被结合进自然唯物主义当中去了。马克思通过实践消灭哲学，从哲学范围内跳出并转向现实政治行动，恩格斯重新恢复了哲学，回到哲学范围内，回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这不过是主客体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因此，即使恩格斯仍然承认实践的地位，可是实践已经失去在马克思逻辑中的核心地位并让位于自然，人也失去其中心地位并屈从于物的属性。

如果说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仍然不明显，那么后来的斯大林哲学则是对这一倾向的深化。可以通过杨耕对斯大林哲学的批判反观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消灭哲学问题上的差异。杨耕认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在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的逻辑方向被颠倒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被忽略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了。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90]其实这一倾向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已经有所表现，恩格斯对自然观、历史观和思维的划分已经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使用和推广提供了基础。因此，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完成消灭哲学之后，又出现了恢复哲学地位的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倒退。正如特雷尔·卡弗所说：“此时的恩格斯与他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思想相比是退步了”，“他为马克思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也就是一种关于宇宙最终原因和基础动力的观点），因为他对所有概念所做的形而上学证明，是基于对固定不变的事物的信念，并且运用了非辩证的思维（根据他的辩证的观念）”，当然“恩格斯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流动’，他的‘发展’更是一个‘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91]

虽然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区别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其本质上是倒退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唯物主义形态，即使其结合进辩证法的逻辑；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由对哲学的革命转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再是恩格斯的观点呢？事实上，恩格斯在政治革命问题上自始至终都持有同马克思一致的态度。换言之，恩格斯从未否认由实践的唯物主义所达成的对哲学的革命以及紧接着展开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恢复哲学或许仅仅是尝试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提供“哲学”的基础，至少在面对其他哲学理论的挑战过程中，对哲学的批判仍然需要哲学的话语。抑或，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还没来得及全面展开并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相对立。可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使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其仍然延续了革命的逻辑，即对过往一切旧有哲学的否定，只是这种否定又回到了哲学的范围内，这也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消灭哲学问题确实是存在差异的，而且是潜在的根本性对立，不过这并不影响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问题上二者之间的一致态度。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是一体的，不需要作出有意的区分，这也是笔者在展开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引出革命的过程中所默认的前提。在需要作出区分的时候，则有必要作出具体的界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并未影响到马克思通过实践完成对哲学的革命，也未影响到由消灭哲学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转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方面远大于差异，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体化也更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