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哲学革命与无视哲学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源于对于哲学的批判性吸收，这一点在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表达。如果用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比较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批判对象之间的差异，通过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哲学问题的关系。可以说，黑格尔精神哲学肯定了主体，但是其缺失客体，或者说，客体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抽象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过，黑格尔哲学关于形式的过程，即辩证法思想，却是为马克思所接受的，它是关于历史运动和活动过程的基础所在。对于法国唯物主义，其肯定了客体，即自然存在物，但是机械唯物主义缺失主体，即人的属性。至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人本唯物主义，它很好地处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过，它们仍然停留在哲学的范围内，即使作为典型代表的费尔巴哈哲学，也没有很好地超越哲学范围，转向现实社会生活领域。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在主客体关系上的缺失——无法描述历史运动过程——基础上，完成了实践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实践的唯物主义。因此，这样一种通过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很好地展现了马克思实践理论的革命内涵——即在哲学领域的革命、对过往一切哲学的革命、消灭哲学。马克思通过实践作为基础和中介来处理主体（即人的属性）与客体（即物的属性）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其根本上不同于之前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割裂；作为中介，其避免了在历史运动过程问题上陷入抽象和神秘。

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和对哲学的革命，在国内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具有共识性的认知。在这一方面，可以列举很多学者对此的阐述，如张曙光、张一兵、杨耕、吴晓明、侯才，等等。^[70]马克思通过实践统一主客体，解决的是哲学领域内一直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一直延续到大工业革命和马克思时代。

在古希腊时期，客体主要表现为对世界本原的探求，并且这一本原经历了由具体物质形态向抽象概念的变迁过程。同时，在概念之外，还出现了有关概念运动的逻辑问题。在这一时期，可以归入人作为主体的叙述有智者学派，其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即表达了从人的角度认识对象的思想。但是“智者们只是强调了世界相对于人的对象性存在，忽视了人相对于世界的对象性存在，因而忽视了世界本身的客观独立性”^[71]。可见，不管是强调主体，还是强调客体，包括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二者之间统一的问题。要么忽视了客观性要求，要么忽视了人的意义，要么无法建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和历史过程。

中世纪时期，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争论可以分为唯名论和唯实论。“唯名论认为，唯有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个别事物才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体，而后于事物的‘共相’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唯实论则断言‘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它具有客观实在性。”^[72]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同样无法解决主客体统一的问题，只不过它经历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

17世纪以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仍然延续了主客体关系的问题。虽然二者都是围绕人的认识问题，是理性还是感性，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他们对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把握世界中的作用有不同认识，其具体的分歧和争辩，却是围绕实体问题发生和进行”^[73]，这又回到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不过，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主客体统一都没有在其哲学范围内实现。例如，唯理论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藩篱，最终忽视自然存在物的属性，而经验论又“最终导致怀疑主义的道路”^[74]。(www.xing528.com)

在唯理论与经验论之外，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可以说区别于此，其涉及感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不过，如同前文所述，马克思已经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不管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人本唯物主义，其都没有化解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并合理解决历史运动问题。之后重新由实体进入到主体思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点在前述对黑格尔哲学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已有过论述。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积极环节构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所在。正是通过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展现了马克思实践理论的革命性，一方面，其所要解决的是哲学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有关主客体矛盾的这一根本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实践理论的完成不仅是对主客体矛盾的化解，更是对哲学本身的消灭，这即“哲学革命”——对哲学的革命。因此，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作为基础和中介统一主客体的过程，所引出的直接结果即是对哲学的革命。

那么马克思基于实践的主客体统一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实践首先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75]。在生产物质的过程中，既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人的观念问题。因此，“生产实践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过程，又是人和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过程”，马克思通过实践这一基础和中介实现了“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的统一。^[76]

对于人与自然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或者说矛盾的化解，其包含两个层面，杨耕将其概括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即“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按照主体的要求和需求发生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77]客体主体化又称为“客体非对象化”，即“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在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中”。^[78]可见，正是基于实践的中介，马克思完成了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另外，主客体的统一并不是实践的全部内涵，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其还需要处理历史运动的问题，杨耕在这一问题上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概括为“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社会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它对应前面的主体客体化。人化自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人的实践可以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乃至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消除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79]因此，它既体现了自然存在物的客观实在性，同时又结合了人的主体性。自然的社会即“自然的人化”，它是指“在实践中，自在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其“强调的不是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80]。在这里，自然的“人化”过程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81]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可见，杨耕提出的自然的社会或自然的“人化”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自然的历史”是一致的，而这解决的正是历史的运动过程。因此，通过实践作为基础和中介，马克思不仅完成了主客体的统一，而且这一主客体统一的关系还是历史运动的过程。至此，以实践作为基础和中介的围绕哲学范围内主客体矛盾问题的解决得以完成，对哲学的革命即消灭哲学也可以实现。

实践理论的确立，直接结果是对哲学的革命。但是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在解决完哲学领域的问题之后，围绕哲学的问题其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已然结束。紧接着，作为一种逻辑关系的递进，实践理论所带来的消灭哲学需要转向现实的政治行动，即革命的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