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观点与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否定，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在由宗教批判向哲学批判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4]就其本质而言，宗教与哲学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对人的否定。因此，在完成宗教批判之后，还需要将批判延伸到世俗社会中去，继续对哲学的批判、对法和政治的批判。基于当时的德国，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15]。可见，德国的革命不仅需要否定现实的制度，而且还要否定观念的制度，即使观念的制度超前于现实的制度并处于当代同等水平，马克思并不局限于此。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16]，所以德国革命包含多重任务。当其他理论家还停留在观念制度对现实制度的否定层面，马克思已经将革命推进到对观念制度自身的否定，只有这样，德国才能真正完成革命性转变。而这种观念制度的代表——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德国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哲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过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精神现象学》以及随后的《哲学全书》作出逻辑概括，其认为：

“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的。——最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绝对知识因而是绝对的即抽象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17]

这段论述基本反映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逻辑，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构成是精神，并且这一哲学精神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方式——抽象的方式，来理解自身和外部世界。第二，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这有两个层面的意义，既是精神通过逻辑这一形式去完成认识自身，也是一种抽象思维的表达。第三，黑格尔哲学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与抽象思维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一方面抽象思维将自然界理解为抽象的东西；另一方面，相比于自然界，抽象思维是一种自我的丧失。第四，基于这一抽象思维的逻辑，精神在成为绝对知识之前，所有相关的人类学、现象学、心理学、伦理、艺术、宗教等都是一种抽象产物，而不是现实的表达。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其描述“从意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反映的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精神哲学。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开端所假设或需要的意识是绝对的他在中的纯粹的自我认识，但这种因素只有在它的形式运动中才能完成。科学从这一方面出发，要求个体的自我意识去超越这种意识，以便能够与科学一起生活。”^[18]可见，意识和自我意识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起点和主体内容，哲学的过程即自我意识的活动过程，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哲学精神的展开。对于自我意识的活动过程，黑格尔认为：“个体有绝对的自主性，也有权要求科学给它提供达到这种立足点的梯子并且给它指明这种立足点就在它自身”，当意识“它作为目的，在开始时只不过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它还不是精神，而只是精神的实体。这意味着科学自在的环节不得不寻找外在的表现，把自己说明为客观的东西，并且努力使自我意识与自己合二为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余地”^[19]。

基于这一必要性，即由意识向科学发展的要求，意识通过形式来实现扬弃，并达到与自身的同一，使真理成为可能。“形式对于本质就像本质对于自身一样是必需的，绝对现实绝不能只是被设想和表述为本质自身，而应当设想和表述为形式，并且具有丰富内容的发展形式，这样本质才被掌握和表述为现实的东西”，“开初、原则或绝对等最初说出来时只是共相，并未表述出它们所包含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把直觉当成直接性的东西表述出来，这里缺少一个向他转化的中介。中介是纯粹的否定性，它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是一个单纯的形成过程，它通过一个积极的自我引导的过程使自我呈现出自我同一性，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同时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20]这一形式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表述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精神的抽象思维。正因为如此，思维与外在自然界的联系被割裂，同时，在意识发展到科学之前，精神的产物同样表现为抽象思维的产物，缺乏与现实的关联。

因为黑格尔哲学是以意识和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哲学的过程即自我意识达到科学的发展历程，是自我意识同自身同一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指向其精神哲学，即哲学主体由精神构成，并且这一精神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客体性。基于精神这一抽象物，思维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来的，那么不管是精神达到绝对知识的时候，还是在此之前，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不过是抽象的存在。(www.xing528.com)

在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也存在继承的方面，即“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只有通过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21]可见，马克思认同黑格尔关于通过形式实现扬弃异化的过程，并认为这一形式是必要的。因此，这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中也就得到了延续。正如在叙述基于实践理论的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并且“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22]由此可见，马克思肯定并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辩证法的内容，并有机结合进实践理论当中。

马克思批判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正如其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指出，当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3]不过，马克思之所以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在于其“合理内核”，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存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可见，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之所以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主要还是在于马克思的革命逻辑，即由实践理论所引出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那么马克思如何通过实践理论来批判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并且，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那么人就需要“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5]另一方面，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26]这涉及如何理解人类历史，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马克思认为：“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7]

从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将作为自然物存在物的人视为实践理论的起点和主体构成，这根本区别于黑格尔的精神，即自我意识。并且基于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判断，人与外在自然物的对象性关系以及人与异己对象的关系及其扬弃过程就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自身同一的过程。另外，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历史，即人类历史，也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精神的历史；相反，其是现实的人类物质活动史和不断扬弃异己存在物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在于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历史前提，辩证法在实践的理论框架中也就变得完全不同。马克思得出结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8]

在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德国，精神哲学的逻辑仍然没有消失。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实践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是“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29]，而这一新的范畴不过是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粗糙模仿。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例，马克思认为：“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30]因此，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又变成了抽象思维的产物。并且鲍威尔破坏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批判等同于绝对精神，将自身等同于批判。至于黑格尔形式中的对立和扬弃，也变成了批判同群众的关系，即“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地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31]

可见，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除了用新的范畴——抽象思维——替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抽象思维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甚至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也被矮化了。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问题”上，鲍威尔陷入了“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根本错误”^[32]。马克思认为：“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的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而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对照完备的政治国家加以衡量，指出它们是不发达的国家。”^[33]因此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根本上是人的解放问题，直接是政治解放问题。但是鲍威尔既没有展开对政治解放本质的分析，也没有研究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而是“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34]，把特定矛盾当作普遍矛盾、把政治本质当作人的本质来理解。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其哲学的错误——即黑格尔之后，德国仍然流行抽象思维的哲学逻辑，鲍威尔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范围内，而没有从马克思关于人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出发，恢复人的本质，即人与自然、人与对象之间的实践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