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入场：思想的力量

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来不是作为独立的部分而存在的，它需要置于一定的叙事结构和历史语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民主的内涵。正如雅克·泰克西埃所指出的，“民主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并不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第二位（我不说次要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根本上是一种革命的思想”^[1]。虽然泰克西埃所提出的“第一位”“第二位”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结构或历史语境，但是其至少指出了对于民主的理解需要处理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吴恩裕，其在博士论文《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提出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方法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最早的题目是“马克思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The Philosophical，Eth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Marx），后来其导师拉斯基将其改为“1840—1848年马克思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840-1848）^[2]。从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吴恩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等，但是通过何种路径去展开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非常关键的一点即在于方法论问题。吴恩裕认为：“一般讲马克思学说的人，都不讲他的方法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材料太少”^[3]，但是其提供了马克思有关方法论的直接论述，“自然，陈述法（Method of Expression）在形式上是与研究法（Method of Investigation）不同的。后一种方法必须把对象详细研究：即分析不同的发展形态，并考求此诸形态的内部关系。把这段工作做完，才能把实际的运动圆满地描绘出来。若描写的很成功，亦即，若对象的生命反映在心理上像反映在镜子上一样，则我们视之，就像只是一个超经验的结构似的”^[4]。从这段引述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研究法”达到对于事实关系的描绘，并且“研究法”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一切问题的基础所在。

吴恩裕基于方法论的考察，将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点：“一、事实的‘分析’或利用‘抽象能力’；二、‘面对事实’及‘比较事实’；三、推求社会上层结构之历史经济动机的方法。”^[5]另外，对于辩证法在马克思研究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吴恩裕也作出了阐释：“第一，马克思否认了当做形上学理论的辩证法；第二，但辩证法尚可当做一种了解演变中之物事的方法，这是马克思所接受的。”^[6]比较马克思对于方法问题的叙述，吴恩裕对于马克思方法论的理解是基本准确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释了何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问题。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7]并且马克思认为后一条道路构成了“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即由简单规定到具体的过程。对于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中指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马克思无疑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只不过是将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虽然吴恩裕将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解置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中，其并没有实质性地涉及政治思想的内容。可是这无疑为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包括民主思想，提供了一条不同的分析路径。与此相比，国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理解无疑存在割裂和独立的倾向。通过梳理近年来围绕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的专著和博士论文，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独立出来，而不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叙事结构或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例如，王国宏的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中指出：“是国家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国家？不同的哲学观决定着不同的民主观”，“社会决定国家论打破了‘国家的迷信’和‘国家崇拜’，破除了‘为民作主’的思想藩篱，为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9]虽然这一假设带有方法论的意味，可是这与马克思的叙事结构——即唯物史观——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不是简单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的；相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存在更为根本的理论前提。在周志平的《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郭丽兰的《马克思民主观的文本研究》中，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分析马克思民主思想的路径。另外，国内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一条普遍的分析路径，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李铁映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概念的科学规定及其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使用，是建立在对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结构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和民主具有阶级性。它们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和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主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10]不管是从阶级的角度，还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其都没有将民主置于马克思的逻辑结构之中。相反，不管是吴恩裕还是泰克西埃，其都认识到：只有将民主思想置于马克思的叙事结构中，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民主内涵，恢复民主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真实地位。(www.xing528.com)

基于此，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研究需要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为前提，这一分析路径即唯物史观——它既构成了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构成了方法论的内容。通过唯物史观，马克思构建了革命的叙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民主获得了自身的角色与功能，而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民主内涵所在。因此，理解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就需要确定民主是在怎样的结构中得到表述的。泰克西埃提出的“第一位”“第二位”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至少可以明确，民主并不是处于“第一位”的问题，革命占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但是泰克西埃的理解仍然是不充分的。革命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它不仅构成了叙事框架，同时也是19世纪的历史主题。可是革命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完成了革命作为关键词的理论构建。因此，吴恩裕提出的方法论问题才是革命的策源地，革命来源于唯物史观。只是吴恩裕并没有通过方法论展开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并且方法论的直接结果——革命，也没有获得叙事结构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笔者尝试通过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来引入革命的叙事框架，在革命的分析框架中，民主获得了相应的内涵和边界。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哲学的革命，即消灭哲学，主要通过确立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主客体统一关系；二是由哲学革命转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中，政治革命是消灭哲学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政治革命与经济关系的改变（即社会革命）紧密相连，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具体化，同时也是政治革命的基础所在；三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阐述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可以概括为革命的历史逻辑或历史必然性，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现实在理论逻辑上的表达。

可见，通过唯物史观，马克思确立的革命分析框架构成了政治思想内涵——包括民主思想——的约束条件，民主是在革命的框架中得到表达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又是作为理论组成而不可或缺。在这里，笔者主要取其方法论层面的意义，通过唯物史观引出革命分析框架——即叙事结构和历史语境，在这一框架中，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得以较为准确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