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了解了有多少人已从敦刻尔克抢救出来时,我们这个岛屿甚至整个大英帝国都处处弥漫着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种强烈的欣慰之感几乎要使人产生胜利的错觉。25万陆军精英的安然回国,这是我们历年来屡遭挫败的行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军队归来时,除了步枪、刺刀和几百挺机关枪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马上被遣散回家放假7天。然而,他们与家人团聚的欢乐并未胜过他们要尽早与敌人交战的坚定信念。那些曾在战场上与德军交过锋的士兵相信:如果有好机会,他们定能打败敌人。他们士气高涨,很快就重返自己的部队各就各位了。
当然,敦刻尔克的撤退也有它暗淡的一面。英国陆军丧失了全部装备,也就是丧失了我们工厂迄今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即使是现行的计划不受敌人干扰而能如期完成,也需要若干月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些损失。
此刻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其领袖人物的胸中已激起了阵阵涟漪。美国立即了解到,大部分英国陆军已经突围,只是已损失所有的装备。早在6月1日总统就命令陆军部、海军部向他报告,能抽出什么武器可以拨给英法两国。位居美国陆军首脑的是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他不仅是一位素质全面的军人,而且是一位视野开阔的统帅。他立即命令他的军需署长和助理参谋长审查美国军械和军火储备的全部清单。他们在48小时内就给予答复,马歇尔将军即于6月3日批准了开列的清单。第一批清单包括50万支0.3英寸口径的步枪,这是从1917年和1918年制造,用油脂封存了20多年的200万支步枪中拨出来的,每支枪配有子弹250发。还有900门75mm口径的野战炮,附有100万发炮弹,80000挺机关枪,以及其他各种军火。军械署署长韦森少将奉命处理此事,从6月3日起,所有美国陆军的军械库和兵工厂开始打包准备船运。该周末,600多辆载重货车驶往新泽西州的拉里坦陆军码头,顺河而下到达格雷夫森德湾。到6月11日,12艘英国商船驶入该湾下锚,开始从驳船启货装舱。
采取了这些非常措施后,美国给自己留下的军械只够装备180万人,是美国陆军动员计划规定的最低人数限额。这一切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表现美国信义和气魄的了不起的行为,因为美国从自己的军火中拿出相当数量的武器,是为了帮助一个在许多人看来已被打败的国家。可是美国永远不需为此事而后悔。正如下文将要再次谈及的,我们在7月份将这些珍贵的武器平安地运过了大西洋,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收获,而且在入侵英国的问题上,无论敌人还是朋友都将此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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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6月是难捱的一段时光,因为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要挑起互不相容的两副重担: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法国尽到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国内创建一支有生力量加强本岛的防御。这互不相容的双重压力,真是生死攸关,严重之极。不过,我们遵循了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从而避免过分的紧张。首先是优先考虑继续将我们训练有素、装备完备的军队派往法国以改编英国远征军。其次,我们便要致力于本岛屿的防御:第一,重新改组和装备正规军;第二,在可能的着陆点构筑工事;第三,尽可能地武装和组织民众。当然,要把大英帝国各地所能调用的部队全部运回国内。然而目前所缺乏的不是士兵而是武器。从塞纳河南的交通线和基地收回的步枪在80000支以上,到6月中旬,正规军的每一位战士手中至少有一件武器。我们的野战炮实在太少,甚至连正规军也只有很少的野战炮。几乎所有能发射25磅重炮弹的新大炮都在法国丢失。只剩下500支枪,103辆巡逻战车,114辆步兵坦克和252辆轻型坦克。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它的敌人面前装备如此不良。
除了我们不能迁就动用的最后25个战斗机中队外,我们将援助法军的义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按照先前的命令,苏格兰第五十二低地师应在6月7日开赴法国。这些命令已经批准。本年初已集结在英国的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集团主力师,在自治领政府的首肯下开往布雷斯特,于6月11日起陆续到达该处。而此时看来希望已很渺茫。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德国不久必将它的全部火力射向我们时,我们还向节节败退的法国盟友派遣了我们仅有的2个刚刚组编的师——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和第一加拿大师,这在战争的头8个月里,就我们能够派往法国的极为有限的军队而论,可以算作是我们的功劳。回想起来,当我们决心继续拼死战斗,当我们处于敌人入侵的威胁之下,而法国又显然处于崩溃之中,我很奇怪,我们何以有勇气调走自己仅有的尚存战斗力的军队。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明白,敌人如果没有制海权或制空权或必需的登陆艇,要想渡过海峡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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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姆河后方,我们在法国还有从马其诺防线撤下来的状态良好的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此外,有我们调往加来的唯一的第一装甲师(缺坦克营和供应队),但此师在企图渡过索姆河(这是魏刚计划的一部分)时损失惨重。到6月1日,该师的实力已降低到1/3,因而被调到塞纳河对岸进行整编。同时,9个步兵营从法国的基地和交通线集结起来,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步枪和很少的反坦克武器,他们既没有运输队也没有通讯队。
6月5日,法国战役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在敦刻尔克战斗中,我们已看到德国装甲部队如何逡巡不前,按兵不动,以便保存实力留作法国战争时最后阶段使用。现在,所有这些装甲部队滚滚向前,向巴黎和海岸之间兵力薄弱,或摇摇欲坠的临时法国阵线猛扑过来。在本书中,我只能记述有英军参加的海岸侧翼的战斗。法国第十集团军试图守住索姆河阵线。6月7日德军再度发起攻势,它的2个装甲师向鲁昂推进。第十集团军被分隔成两半,我们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以及法国第九军的残部被切断于鲁昂—迪埃普三面受敌的地区。
我们极其担忧第五十一师,唯恐它被逐回阿夫雷半岛,从而与主力部队隔断。该师指挥官福琼少将事先曾被告知必要时向鲁昂方向退却,然而正在解体的法军司令部却禁止采取这种行动。我们曾多次紧急抗议,但都没有效果。最终导致法国第九军和我们的第五十一师全军覆灭。这显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挥失当的事例,因为整整3天之前这一危险就已完全能够预见。
6月10日,激战之后该师与法国第九军一起撤退到圣伐勒里的外围,指望能从海上撤退。11日至12日夜间,一场大雾使船只无法从圣伐勒里撤走军队。到12日早晨,德军已经抵达南面的海崖,使海滩处于德军的直接炮火之下。于是城里出现了白旗。法军于上午8时投降,苏格兰高地师的残余部队也被迫于上午10点半投降。8000名英军和4000名法军落入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七坦克师手中。让我恼恨的是法国人没有及时地让我们第五十一师撤往鲁昂,而是让它白白等待,一直到它既不能到达阿夫雷又不能向南撤退,因而被迫与法军一起投降。苏格兰高地师的命运不济,但在其后的几年中填补该师缺额的苏格兰人替他们报了一箭之仇,他们与第九苏格兰师混编再创苏格兰高地师,其师转战各个战场,从阿拉曼打过莱茵河,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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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上午11时许,雷诺发来电报,他已致电罗斯福总统。法兰西悲剧愈加深重。从我催促举行最高军事会议起,又有好几天过去了。然而我们再也不能在巴黎开会了,那里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毫不知晓,德军的先头部队一定距巴黎很近。我颇费周折才得以和他们会面,然而现在不是讲究礼节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法国下一步的打算。雷诺当时告诉我,他能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接待我们。法国统治中心已从巴黎迁往图尔。法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于是我欣然下令午饭后“红鹤”飞机在亨登机场待命,在上午内阁会议上征得同僚们的同意后,我们大约在下午2点启程。
这是我的第四次法国之行。既然此行主要是去了解军事情况,我便请现任陆军大臣艾登先生与我同行,当然还有伊斯梅以及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随行。德国空军现已深入海峡,我们不得不作一个较大的迂回飞行。和以前一样,“红鹤”飞机由12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几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小型机场降落。在场的法国人不多,只是过了一会儿有一位上校乘车来了。我展露笑容,显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我以为在战事极端不利时,只有这样才合适。然而,这位法国上校却情绪低落,反应冷淡。我立刻意识到,自一星期前我们访问巴黎后,情况已大为恶化。稍事休息后,我们被送到一座别墅,在那里见到了雷诺、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将维耶曼,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级别较低的戴高乐将军,他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在铁路线的近旁有一列指挥部的专列,我们中有些人准备在这列车上安歇。整个别墅只有一部电话安放在盥洗室内,电话很忙,打一个电话要等好久,电话里的叫喊声一直不停。
7点钟我们步入会议室,席间没有非难和相互指责,我们都要直面无情的现实。实际上,会谈围绕着下列思路进行:我力劝法国政府保卫巴黎。我强调在大城市里进行逐房抵抗对入侵的军队有巨大的消蚀力量。我向贝当元帅回顾1918年英国第五集团军惨败后,在博韦的列车上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我故意不提福煦元帅,单说他如何扭转了当时局面。我还提醒他,克列孟梭曾说:“我要在巴黎的前沿阵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在巴黎的后方战斗不息。”贝当元帅态度庄重,很平静地回答说,在那时他可以调动60个师以上的大军,可现在1个师也没有。他提及那时战线上还有60个师的英军。现在就是将巴黎化为灰烬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局。(www.xing528.com)
接着,魏刚将军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讲述了五六十公里开外正进行的流动不定的战争的军事形势,他给予法国陆军的英勇以高度赞扬。他要求各方面增援——尤其是所有英国战斗机中队应立即投入战斗。他说:“这里是关键所在,现在是关键时刻。因此,将任何一个飞机中队留在英国都是错误的。”但是遵照内阁会议的决定,我特别邀请了空军上将道丁出席此次内阁会议,我回答道:“这里不是紧要关口,现在也并非决定时刻。那一时刻将会到来,那便是希特勒调动空军大举进犯大不列颠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制空权,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海上交通畅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将为你们赢回一切。”(1) 为了防御大不列颠和英吉利海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留25个战斗机中队,这一点不容改变。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将继续战斗,而且我们相信能无限期地战斗下去,但如果放弃这些战斗机中队,我们将丧失生存的机会。
不久,西北战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来了。我们告诉他新的事态后,他证实了魏刚将军讲述的法国阵线的情况。我又极力主张我的游击战术计划,德国军队在各个交接点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如果所有法军,任何一个师旅都在他们各自的战线上不遗余力地作战,便可以使敌军的攻击陷于停顿。他们却回答我说,公路上的状况非常可怕,成群的难民遭到无法抵抗的德军机关枪的扫射,大量居民成批地出逃,政府机构不断崩溃,军事指挥不断失控。魏刚将军说到法国可能不得不要求停战。雷诺立即打断他,说:“那是个政治问题。”伊斯梅记录了当时我说的话:“如果法国在苦难之下认为最好还是让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因为我们而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都要永远、永远、永远地战斗下去。”当我说到法国陆军不管在哪里,只要继续战斗,就能够牵制或消耗德军100个师时,魏刚元帅回答:“即使如此,德国还有另外100个师入侵和征服你们,到时候你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我的技术顾问们认为,对付德军入侵不列颠最好的办法是在半路上尽量地淹死他们,余下的人一俟他们爬上岸,就敲碎他们的脑袋。”魏刚元帅凄然一笑道:“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你们有一道牢固的反坦克障碍。”这是我所记得的他说过的最后一句给我印象深刻的话。要知道,在这次令人痛苦的会谈中,我一再地感到内疚,觉得有着4800万人口的英国没有在对德地面作战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到目前为止,9/10的屠杀和99%的痛苦都落在了法国一国的身上。
又过了1小时左右,我们起身洗手,会议桌上已摆好饭菜。在此期间,我私下和乔治将军交谈并提出:第一,在国内战线上,无论何地都要继续战斗,并在山区展开长期的游击战;第二,转战非洲,尽管我在一星期前还将这个办法看作是“失败主义者”的办法。我的这位可敬的朋友,虽职责重大,但在领导法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自主权,所以对这两个方法都不抱多大希望。
我现在似乎轻描淡写地记述那几天发生的一切,但在当时,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却经历了身心真正痛苦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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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钟左右大家入席就餐。我坐在雷诺的右侧,戴高乐将军坐在我的左侧。晚餐有一道汤、一道蛋卷或别的什么,还有咖啡和淡酒。此刻,即使是处在德军蹂躏的极端痛苦中,我们仍然是十分友好的。但马上就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读者可以回忆,我曾强调一旦意大利参战就要给予痛击的重要性,我们在法国的充分配合下作好安排,将英国的重型轰炸机调到马赛附近的法国机场,以便袭击米兰和都灵。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进攻了。我们刚一坐下,在法国指挥英国空军的空军中将巴拉特就打电话给伊斯梅,说地方当局阻挠英国轰炸机起飞,理由是轰炸意大利必然带来意军对法国南部的报复,而英国无法抵抗或阻止这种报复。我和雷诺、魏刚、艾登和迪尔即刻离开餐桌,商议之后,雷诺同意给法国有关当局下达命令,不得阻止英国轰炸机起飞。但当夜晚些时候,空军中将巴拉特又报告说,机场附近的法国人拖来各种各样的乡村车辆堆放在机场,致使轰炸机根本无法起飞去执行任务。
不久,正当我们离开餐桌坐下喝咖啡和白兰地时,雷诺告诉我,贝当元帅已通知他法国必须停战求和了。贝当已写好这个文件要雷诺过目。“他还未将这个文件交给我,这么做他仍觉得有愧。”雷诺说。他的确应当感到羞耻,因为在他心里认为一切都完了、法国应当投降时,却仍然支持(哪怕仅是暗中支持)魏刚要求我们调派最后的25个战斗机中队。因此我们在这个乱成一团的别墅里或到几公里外的军车上去睡觉时,心里都很不愉快。德军于14日进入巴黎。
清晨我们又继续开会。这次空军中将巴拉特也出席了。雷诺重申其增派5个战斗机中队进驻法国基地的要求,魏刚将军则说他迫切需要白昼轰炸机以弥补其军队的不足。我向他们保证说,我一回到英国就立即敦促战时内阁仔细地同情地考虑法国要求增加空军援助的种种问题。但我又再度强调,要调完联合王国用于基本国防的飞机将是一个根本错误。
就塞纳河下游进行反攻的讨论未果后,我极其郑重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如果局势有任何变化,法国政府应立即通知英国政府,以便在后者采取指导战争第二阶段行动的最后决定之前派人来法国,在任何方便的地点与他们会晤。
随即我们与贝当、魏刚以及他们的属下辞别,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末了,我将海军上将达尔朗拉到一旁,单独嘱咐他:“达尔朗,你决不能让德军赢得法国舰队啊。”他庄严地承诺,他决不会让德军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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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适用的汽油,所以12架“喷火”式战斗机无法为我们护航。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不等到汽油运来,要不乘“红鹤”飞机去试一试运气。我们已确知回航途中阴云密布,而我们又急于归去,结果我们单独上路了。行前电告本国,如有可能,派护航机来海峡上空迎接我们。当我们飞近海岸时,天已放晴,旋即万里无云。我们右方8000英尺以下的阿夫雷正在燃烧。浓烟一直飘向东方。新的护航机还未见到来。不久我注意到有人与机长商量了一会,顷刻间飞机俯冲到距平静海面约100英尺的上空,因为飞机在这个高度往往能隐藏不露。出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知,他们看见了两架德国飞机正在我们下面向渔船开火。我们实在很幸运,好在德国的飞行员未向上看。当我们飞临英国海岸时,那架新护航机遇上了我们,忠实的“红鹤”飞机在亨登机场安全着陆。
当日下午5点,我向战时内阁报告了此行的结果。我按照魏刚将军在法国会议上的汇报描述了法军的状况。他们已奋斗了6天6夜,现在几乎已精疲力竭。敌人以120个师的兵力,加上有装甲部队的支援,攻击法军40个师。法军现在是处在最后一条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的战线上。这条战线已有二三处被突破。魏刚将军显然认为法军继续抗战已没有前途,而贝当元帅则下定决心求和。他相信法国正遭到德军有计划、有步骤的破坏,他的职责就是把法国未被占领的地方从这种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我提到他那份求和备忘录的大意,他只给雷诺看过这份备忘录,而没有交给雷诺。我说:“毫无疑问,贝当在这紧要关头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一向是个失败主义者,即使在上次大战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雷诺先生似乎有决心要继续战斗,与他一同参加会议的戴高乐将军赞同打游击战,戴高乐年轻,朝气蓬勃,给我的印象极好。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一旦目前的战线崩溃,雷诺会让他指挥法军。海军上将达尔朗也宣称他决不让法国海军向敌人投降,他曾说过,万不得已时他会将海军送到加拿大。然而他这样的计划很有可能被法国的政客们推翻。
很显然,法国已接近有组织抗战的最后阶段,法国战争的篇章正在画上句号。法国人可能以某种方式继续斗争。甚至可能会出现两个法国政府:一个媾和;另一个从法国殖民地组织抗战,在海上以法国舰队继续作战,在法国本土打游击战。现在言之为时尚早,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仍须给予法国某些援助,但我们现在必须全力以赴的是本岛防御。
(1) 我感谢伊斯梅将军,是他记下了这些话。——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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