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挪威战役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失望的不幸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即便是战前若干年间最懒散、最迟钝的人中某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辩论安排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义愤填膺的议员。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发表的演说;当时他在另一种场合下曾经轻率地说过“希特勒错过了机会”。首相说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并且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质询时明确地说明在挪威战役中我还没有取得这种权力。下院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厉的激愤态度攻击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发言者博得了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计划的失败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那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全权负责并领导舰队进攻。”他身穿海军元帅服,以非常迎合当时下院情绪的态度提出了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份上,走罢!”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选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的、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痛心的话。
第二天,5月8日,议会中的辩论在讨论休会动议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它具有不信任决议的性质。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来,表示接受挑战,而且在一段不幸的发言中吁请他的朋友给予支持。他有权提出这种呼吁,因为他的这些朋友过去对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曾给予支持,因此在战前那些艰苦岁月中理应分担他的责任。但到了今天,他们自觉惭愧,缄默不语,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反对派,进行充满敌意的示威。这一天,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他在一篇不超过20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企图为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人,政府必须明确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最大努力。”他最后说:“我庄重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企图冒险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最大努力,设法使政府重新控制下院。我回想起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4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因此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针对我,而是针对首相。我尽最大努力不顾一切地为首相辩护。到11点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81票的多数,但有30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60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在实际上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辩论结束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把下院对他的情绪看得很严重。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不能渡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我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十分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毁灭性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挪威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我所说的大致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继续领导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出现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是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俩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从伍德爵士那里我得知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总时局作了一番交谈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一同进行洽商。
他们到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领袖在没有和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告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烂,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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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要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德国人发动了他们蓄谋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10点,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出现了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11点,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面对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应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不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获准辞职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态度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因素。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唇枪舌剑,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支持他并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大致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由于自己是上院议员,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行使首相的职权。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得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这个责任显然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了——事实上也真的落在了我的身上。于是我这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谈话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共事多年,无论在朝在野,一直生活在英国政治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轻松随便。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也许不难想象,在那里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来。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敌人事先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和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到处一片混乱,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超过外部防线,现在正蜂拥而来,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处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拥而来的侵略者造成了很大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www.xing528.com)
讨论的结果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件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残酷袭击。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处理这些事件以及其他问题。电报从受到德军侵略影响的各个边境如潮水般涌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中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就有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那么德国就可以越过荷兰国境作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便利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进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侧翼迂回运动,而是对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当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访谈录中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缴获的德国计划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
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是料得到的。不久,我接到通知,要我在6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2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解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王宫门前并没有等候的群众。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奇妙地打量着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吧?”我迎合着他的情绪回答道:“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全国性,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当前形势下的必然。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吸纳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让他知道至少5名人选。接着,我即提出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钟之间,艾德礼先生应邀而至。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1/3以上的职位,在5~6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2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份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与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愉快地谈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就告辞了,并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在前48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身份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应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9点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支持他的继任者。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辞谈到了这一切。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10点钟左右,我按照我的诺言把5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职权范围却不打算加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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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大战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5年零3个月中,我的权力日渐扩大,直至最后,当我们的所有敌人已经或正准备无条件投降时,英国的选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职务,使我不能再处理他们的事务了。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几天里,我始终没有感到兴奋,我坦然接受了这一切。但是,我不瞒各位读者,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10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6年中频繁地提出了详细的警告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美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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