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那是在1940年4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累赘。3日,他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日,唐宁街10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但准备安排海军大臣以资历最深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当中居于首席,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执行决定。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及其军官们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已开始的战争之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自己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有关大臣讨论总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到的。如果我想就这些意见提出问题,我当然可以先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彬彬有礼的谈话;会议结束时,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部加以核对,确保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得到解决。但是在我们即将经历的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冲突犹如两个恶汉斗殴,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这种情形是令人遗憾的,因此,我们要避免战争,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意见并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再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一切问题都必须再三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战时的海军部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报告,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性质特殊,海军部掌握了3/4的行政事务。
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即将描述的事件的冲击力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权威才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我于15日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以个人的最高权威支持我所发表的意见。
有关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遇到意外事变时尤其如此。此时的海军部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议者,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作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由于缺乏手段或管理不力,几乎每天都有一系列不幸事件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仍然继续在这个多变的、友好的、散漫的组织中任职。
最后,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发生了很多灾难后,我才被授权召集并主持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没有他们,什么事都无从做起;我奉命正式负责对他们“进行领导和指挥”。主管中央参谋部的资深参谋伊斯梅将军现在听我指挥,成为我的下属的军官和代表,他因此成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之一。我和伊斯梅将军相识好多年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密切合作。于是,三军参谋长们在很大程度上集体对我负责,而我以首相代表的名义可以行使职权来左右他们的决议和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主要是向各自部门的大臣负责,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各军事部门的大臣把他们拥有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同僚却不感到某种不快,这也是超乎人之常情的。而且,备忘录已有明确规定,我是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而履行职责的,因此我负有无限责任,但我自己手中却缺乏执行职责的实权。虽然如此,我却感到也许我能够使这个新的机构发挥作用,但它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之久。可是,从1940年5月1日至1945年7月27日我卸任时为止,我在公私两方面和伊斯梅将军的关系以及他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来,而且没有疏远。
1940年盟军在挪威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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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要人到公使馆看电影。电影描述了德国征服波兰的经过,以德国轰炸华沙的恐怖场面达到高潮而结束。字幕映出:“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这次聚会就在沉默和忧郁的气氛中散场,但是挪威政府最关心的却是英国的活动。4月8日早晨4时30分到5时之间,4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港航道佛斯特峡湾的入口处布雷。早晨5时,伦敦广播了这个消息;5时30分,英王陛下政府将一个照会提交挪威外交部长。奥斯陆当天早晨都消磨在草拟对伦敦的抗议中。但当天傍晚,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挪威沿海发现德国战舰向北驶去,估计是前往纳尔维克。大约与此同时,挪威首都也收到了报告,据说1艘德国运输舰“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部沿海一带被波兰潜艇“奥泽尔号”击沉,大批德国士兵被当地的渔民救起。据他们说是奉命前往卑尔根,帮助挪威保卫国家,抵抗英法两国的入侵。更多的报告接踵而至。德国已经攻入丹麦,但这个消息直到挪威本身被入侵后才传到那里。因此,挪威没有接到正式警告。丹麦进行了抵抗,但在少数忠诚的丹麦士兵为国捐躯后,德国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丹麦。
当天晚上,德国战舰逼近奥斯陆。外围的炮台开炮轰击。挪威的防御力量有1艘布雷艇“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和2艘扫雷艇。黎明后,2艘德国扫雷艇侵入峡湾口,让军队在海岸炮台附近登陆,其中一艘被“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击沉,但德国军队登陆成功并夺取了炮台。这艘勇敢的布雷艇在峡湾口挡住了2艘德国驱逐舰,击伤了巡洋舰“埃姆登号”。一艘只装备一座大炮的挪威武装捕鲸船并没有接到任何特别命令,但也立即参加作战,抵抗侵略者。它的炮被击毁,舰长双腿被炸断。他为了避免使他的海员见了寒心,自己从甲板上滚入海中,慷慨就义。德国的主力舰队在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统率下已进入峡湾口,向奥斯卡斯堡要塞保护下的海峡前进。挪威炮台开炮轰击,从岸上500码远的地方发射的2颗鱼雷,准确命中目标,“布吕歇尔号”迅速沉没,随船丧命的有德国派来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秘密警察分遣队。包括“吕佐夫号”在内的其他德国舰只被迫撤退。受伤的“埃姆登号”没有再参加海战。奥斯陆最后不是被海上来的敌舰所攻陷,而是由于敌人通过空运军队和在峡湾登陆被占领。
希特勒的计划立即闪电似地全面展开。德国军队分头袭击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北面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
最大胆的袭击是在纳尔维克。一个星期以来,沿着常规航线驶回纳尔维克港的德国矿石运输船沿着挪威的中立水域向北驶行,表面上似乎空无一物,其实都满载着物资和军火。10艘德国驱逐舰各运载200名士兵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护卫下几天以前离开了德国,9日清早到达了纳尔维克。
挪威战舰“诺格号”和“艾兹沃尔德号”停在峡湾中,准备作战到底。黎明时,它们发现有几艘驱逐舰高速向港内驶来,但在狂风暴雪下起初不能断定是哪个国家的军舰。不久一个德国军官乘汽艇过来,要求“艾兹沃尔德号”投降。该舰的司令官干脆地说:“我进攻。”他立即转身离去。但这艘军舰几乎立即被同时发射的一连串鱼雷炸毁,船员几乎全部罹难。同时,“诺格号”开炮轰击,但在几分钟以内,它也被鱼雷击中,立即沉没。在这次勇敢但毫无希望的抵抗中,2艘军舰上死亡的挪威水兵有287人,获救的不及100人。在这以后,纳尔维克便轻而易举地被占领了。这是一个战略要点,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利用了。
当日早晨,海军上将福布斯率领主力舰队列阵在卑尔根港口外。纳尔维克方面的情况不明。总司令希望在德军占领以前抢占该港,因此随即下令指挥驱逐舰队的海军上校沃伯顿·李进入峡湾,阻止敌人的任何登陆行动。沃伯顿·李率领他自己小型舰队中的5艘驱逐舰“哈代号”“猎人号”“哈沃克号”“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进入佛斯特峡湾。在特拉诺埃,挪威的领港人员告诉他,6艘比他的军舰更大的敌舰和1艘潜艇已经进入峡湾,而湾口的航道已经布雷。他发电报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计划在清晨进攻。1艘驱逐舰被2枚鱼雷击沉,敌人其余的3艘驱逐舰被炮火所遏制,无法作有效的抵抗。港内尚有各国商船23艘,其中包括英国商船5艘,德国商船6艘被击毁。”到这时为止,我方5艘驱逐舰中参加进攻的只有3艘。“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留作后备力量,以便对付任何海岸炮台或新开来的德国舰只。现在它们参加第二次袭击,“霍特斯珀号”用鱼雷又击沉了2艘德国商船。沃伯顿·李的军舰未受损伤,敌人的炮火显然已经停止。经过1小时的战斗后,没有发现敌方舰只从海湾内出来向他袭击。(www.xing528.com)
但这时我们的运气发生了变化。完成第三次袭击后返回时,沃伯顿·李发现有3艘新舰正往这边驶来。它们并不想缩短距离,到相距7000码时便开始战斗。突然间,从前面的大雾中又出现了2艘战舰。它们并不是最初所希望的前来援助的英国军舰,而是从巴兰根峡湾来的德国驱逐舰。德国军舰上的重型大炮立即开始发挥威力。“哈代号”舰桥被击毁,海军上校沃伯顿·李身受重伤,除了他的秘书斯坦宁上尉外,所有军官和同伴或死或伤,该舰遂由斯坦宁掌舵。后来一个炮弹在引擎内爆炸,在猛烈的炮火下,这艘驱逐舰搁浅了。“哈代号”舰长向他的小舰队发出的最后一个电讯是:“继续与敌人作战。”
同时,“猎人号”已被击沉,“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都受了伤,跟着“哈沃克号”驶向公海。曾经阻拦它们去路的敌舰现在也无力截住它们了。半小时以后,它们遇到一艘由公海驶来的大船,即运输德国后备弹药的“劳恩弗尔斯号”。它被“哈沃克号”开炮击中,不久就炸毁了。“哈代号”的幸存者带着他们司令官的遗体挣扎上岸。沃伯顿·李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们在敌人的海军史上和我们的海军史上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
德国人对无辜的、毫无防备的挪威施以无情的、精确的突然袭击,使用了7个师的陆军、800架作战飞机、250~300架运输机。48小时之内,挪威的所有主要港口陷入了德国人之手。挪威的国王、政府、军队和人民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后,感到异常激愤,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德国人的渗透和宣传过去蒙蔽了他们的视线,现在又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吉斯林少校出现在已被德军控制的电台上,成为这个被征服国家的亲德统治者。几乎所有的挪威官吏都拒绝为他服务。军队已经动员,在鲁格将军的指挥下,立即开始同由奥斯陆向北推进的侵略者作战。能够获得武器的爱国者则进入山林。国王、内阁和国会最初撤退到离奥斯陆100英里的哈马尔。德国的装甲车在后面紧追,并企图用从空中投弹和机枪扫射等残忍方法来消灭他们。但他们继续向全国发布命令,号召作最奋勇的抵抗。其余的人民被血淋淋的事实吓倒了,茫然失措,或悲哀地屈服。挪威半岛长约1000英里,人烟稀少,公路铁路不多,尤以北部为甚。希特勒征服挪威的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做法在实战上和策略上是一个显著成就,是德国人彻底、恶毒和残酷的一个永不磨灭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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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政府以前由于惧怕德国,对我们十分冷淡,这时向我们提出了迫切的呼吁,要求援救。但从一开始,我们对挪威南部显然无力援助。我们所有经过训练的和许多经过不完全训练的部队差不多都已派往法国。我们数量不大的但正在逐渐增长的空军都已全部奉命支援英国远征军、担任本土防务或接受严格的训练。为保卫重要而易受袭击的地点,我们现有的高射炮尚不及需要量的1/10。但是,我们仍感到自己有责任尽力去援助他们,即便因此会对我们自己的准备和利益发生严重干扰也在所不惜。纳尔维克似乎是一定能够占领和保卫的,这对盟国的事业是有利的,在这里,挪威国王可以扬起不屈的挪威国旗。为了保卫特隆赫姆也应该竭力奋战,这样至少可以推迟侵略者向北进犯,直至纳尔维克重新被我们占领并成为军事基地为止。看来,这个基地能够从海上加以支持,但所需的力量必须要胜过由陆地经过了500英里山地而来的任何军队。内阁对于援助和保卫纳尔维克及特隆赫姆的一切可能措施深表赞同。由于援助芬兰计划没有实现而搁置的部队以及为了进攻纳尔维克而保留着的一支精锐队伍不久就可以整装待发,但他们缺少飞机、高射炮、反坦克炮、坦克以及运输和训练。挪威的整个北部地区已被大雪所覆盖,积雪之厚,是我们的士兵从来没有见过、感觉过或想象过的。我们既没有雪鞋,也没有雪橇,更没有善于滑雪的人。可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这样,战役便草草开始了。
我们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和其他地方登陆了,或者说我们至少尝试过在这些地方登陆。德国人在计划、执行和力量方面显然占有优势,他们把一个经过精密准备的作战计划彻底地加以贯彻。他们充分了解如何在各个方面大规模地利用空军。他们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小队组织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在纳尔维克,一个混合的、临时凑集的德国部队,为数仅6000人,竟能抵抗盟国部队20000人达6个星期之久;后来虽被我们从该城中逐出,但他们最后仍坚持到我们的部队被迫撤去。海军出色地发动了纳尔维克攻势,但因陆军司令不肯毫无希望地去冒险,攻势陷于瘫痪。我们把兵力分散在纳尔维克与特隆赫姆两处,结果使这两处的进攻计划都受到了损害。在纳姆索斯,我们的部队不过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往返跋涉了一次,只是在昂达耳斯内斯的远征中算是打击了一下德国军队。德国人虽然必须克服困难,跋涉数百英里崎岖不平、积雪难行的田野,而且尽管我们有种种英勇表现,但他们终于迫使我们退了回去。我们一向具有制海权,并能从不设防海岸的任何地方发起进攻,但现在却被在陆地上不顾一切险阻、越过遥远的路程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我们竭尽全力,想插入挪威。我们认为命运残忍地与我们作对。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挺过来了。到5月初,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撤退;这些行动还算成功,我们只能以此自慰。鉴于我本人在这些事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无法解释我们所遇到的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无法解释我们的参谋部、政府机构和指挥作战方法等方面的种种缺点,我真奇怪我居然仍能保持我的地位,并继续享有公众对我的尊敬和议会对我的信任。这是因为六七年来我早已确切预料到局势的变化过程,并曾不断地提出警告。当时虽然没有引起注意,而现在人们却回想起来了。
6月8日,“光荣号”航母受到德国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袭击,不到一个半小时就沉了。它的护卫舰“阿卡斯塔号”也沉没了。“阿卡斯塔号”的故事由舰上的一个幸存者、一等水兵卡特叙述如下:
我们的舰上像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一个人说话。军舰现在正全速避开敌舰。接着传来了一大串的命令:准备好所有的烟幕浮子,接连皮管,各种其他工作也准备就绪。这时我们仍在避开敌舰并放出烟幕。我们所有的烟幕浮子全都放了出去。舰长传令各作战岗位:“你们也许以为我们正在躲避敌舰,准备逃脱,其实不然。我们的友舰‘热情号’已被击沉了,‘光荣号’也正在沉没,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祝你们走运。”接着,我们改变航程,进入我们自己的烟幕。我奉命负责发射第六和第七鱼雷射管。不久,我们穿出了烟幕,转向右舷改变航程,由左舷发射鱼雷。这时,我才第一次瞥见敌舰。老实说,我似乎看到一大一小2艘军舰,我们相距不远。我从(船尾)鱼雷射管发射出2枚鱼雷,最前面的射管也正在发射鱼雷。我们都在注视着结果。这时欢声骤起,使我终身难忘。在一艘敌舰的左船头,黄色的光亮一闪,浓烟腾空而起,巨大的水柱向上直冲。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击中目标,我们既然如此靠近,我个人认为是绝不会不中。敌舰对我们一弹不发,我认为这次袭击完全出乎它的意料。我们发射鱼雷后又回到自己的烟幕中,向右舷改变航程,“准备发射剩余的鱼雷”。这次,我们刚将舰首伸出烟幕,敌舰就狠狠地向我们袭来。一颗炮弹击中了机器舱,我的鱼雷射管的组员牺牲了,我被抛到射管的后头。我一定被打晕了一阵,因为当我醒来时,我的手臂疼痛。军舰已停止不动了,并向左舷侧倾斜着。但是,精彩的插曲发生了,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总之,我爬回到控制座,看见那两艘军舰,我发射了剩余的鱼雷;没人叫我这样做,我想我是发狂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要发射鱼雷,但我发射了。“阿卡斯塔号”的大炮正在不停地怒吼着,舰侧已经倾斜但仍在开炮。后来敌舰打中了我们几次,在船尾正中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我时常怀疑是否敌舰使用了鱼雷来袭击我们。无论如何,这次爆炸似乎将军舰从海面上悬空提了起来。最后,舰长下令弃船。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上尉医官,这是他登上的第一艘军舰,他的第一次战斗。在我跳入海中之前,我看见他仍在治疗伤兵,这是一个绝望的工作。我在海中看见舰长靠在舰桥上,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抽着。我们向他喊叫着,要他到我们的艇里来。他挥手表示“再见,祝你们走运”——一个勇敢的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这片残乱之中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可能影响到战争的前途。德国人在和英国海军展开孤注一掷的战斗中断送了自己的海军,他们将无法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高潮。在挪威沿海一带的历次海战中,盟国方面的损失共计有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2艘、海岸炮舰1艘和驱逐舰9艘。另外,还有巡洋舰6艘、海岸炮舰2艘和驱逐舰8艘受创,但可以在我们海军实力的范围内加以修复。到了1940年6月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可以作战的德国舰队却只剩下1艘8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虽然他们受伤的军舰大部分也是可以修好的,但是就侵犯英国这个最高目标来说,德国海军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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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朗的战局随着希特勒进攻挪威而告终。这种不明朗状态随着人们从未见过的一次最可怕的军事进攻的爆发而突然消失,一切都呈现在强烈的炫光之下。我对8个月以来曾使全世界人们惊讶的英法两国的昏睡状态曾加以说明。这个阶段对盟国是最有害的。法国共产党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起就向莫斯科学舌,指责战争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罪行”。他们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军队的士气,并阻挠工厂的生产。无论在军队方面还是在民众方面,法国的士气在现在的5月中已显然比战争爆发时要低落多了。
英国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英国国内受苏俄指挥的共产党虽然活动繁忙,但势力薄弱。不过,我们的政府仍是一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它在一个和反对党极为疏远的首相的领导下,没有获得工会运动的热烈支持。政府方面镇静的、诚恳但带有按部就班式的特色没有在统治阶级或军火工厂中激起那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紧张努力。为了震醒沉睡中的英国民族的潜力,我们需要灾难的打击和危险局势的刺激。警钟很快就要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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