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西班牙：探索墙头草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佛朗哥刚刚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胜利，由于初登权力高峰，国内政局尚未完全稳定，国力衰弱，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极度困难。同时，各种专政机构还未建立起来，以及佛朗哥还有自己的考虑，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佛朗哥做出了不参加世界大战，在交战国中间保持中立的决定。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佛朗哥实际上是支持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佛朗哥就是一棵墙头草，同各国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谁也不得罪，以一副中间人形象自居。与此同时，利用英美同德意之间的矛盾，周旋于各大国之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从中渔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佛朗哥同德意法西斯保持一定距离，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国。后来，随着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高歌猛进，处于主动地位时，佛朗哥就向他们积极靠拢；当德意法西斯在战场上失利时，佛朗哥就及时调整政策宣布恢复中立；当德意法西斯日薄西山，败局已定时，佛朗哥就立刻命令撤回“蓝色师团”，想方设法向英美等国积极示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佛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何当一棵墙头草的。

1940年6月，德国占领了巴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此后，德国军队势如破竹，横扫挪威、丹麦，佛朗哥一看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无疑属于希特勒，于是他的态度开始转变。6月，佛朗哥通过德国驻西班牙大使给希特勒传话，表示西班牙不想作壁上观，如果希特勒同意，西班牙就愿意参战。但是，佛朗哥是一个政客，更是一名精于算计的奸商，他参战也是有条件的，这就如同一笔巨大的交易。他的条件就是德国要向其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和粮食，还要满足西班牙的领土要求，包括摩洛哥、撒哈拉、赤道几内亚周边地区到尼日尔河出海口。不过，希特勒也不是头脑发热，拍拍胸脯就做出决定的鲁莽之人。随后，希特勒接见了佛朗哥的代表，佛朗哥提出的参战条件没有被德国完全接受，德国仅仅表示已经注意到了西班牙的要求。此时，希特勒也留了一手，认为随着战局发展，英国很可能同德国进行谈判，如果此时答应佛朗哥的要求，那么势必加重德国的负担，德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他要等2个月后战局发展再确定。此后，佛朗哥数次向希特勒重申西班牙的要求，只要时机成熟就准备参战。一直到8月，只要德国满足所有参战条件，佛朗哥对参战持积极态度。

9月，佛朗哥为了进一步试探德国的态度，派遣他的妹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柏林会见希特勒，并且向希特勒提出了在非洲的领土要求。不过，希特勒毕竟不是初入政坛，而是老谋深算的大独裁者、政治家、军事家，似乎不屑于佛朗哥所提条件。因此，他对于西班牙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根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实事求是地说，佛朗哥打的如意算盘很明显，那就是如果战争的持续时间较短，西班牙比较容易参战；如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那么西班牙就必须在德国做出一系列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参战。但是，希特勒对此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希特勒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佛朗哥的决策，由于希特勒态度含糊，佛朗哥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战略需求。他感觉德意法西斯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在西班牙参战问题上更加谨慎小心，不敢再迈出具有实质性的一步。1940年10月，佛朗哥秘密会晤希特勒。这次会见中，希特勒向佛朗哥施加压力，要求西班牙尽快参战，并且给佛朗哥描绘了参战后的美好未来：将来可以在胜利的这块大蛋糕里分上一大块。佛朗哥也并非希特勒的傀儡，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坚持一个底线，即满足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土要求，极力表明西班牙现在面临很多经济困难，要求希特勒向西班牙提供粮食和战略物资。但是，德国表现却极为强硬，迫使佛朗哥签订了参战协议。协议规定，西班牙秘密加入三方协定，成为轴心国。轴心国提供给西班牙所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后，西班牙参战；德国向西班牙提供原料和粮食，帮助西班牙从英国手中收复战略要地直布罗陀和实现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土要求。

虽然签订了协议，但是协议在佛朗哥眼中如同一张废纸，并没有多少效力。此时，佛朗哥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参战，仍然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此后，佛朗哥故伎重演，再次表示西班牙目前还有很多困难没有解决，还无法确定参战日期。希特勒见佛朗哥一再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于是，希特勒就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向佛朗哥施加压迫，迫使其尽快参战。1941年2月，佛朗哥同墨索里尼举行了秘密会晤。此次会晤中，佛朗哥认为轴心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西班牙目前参战有困难，缺少必要的战略物资供应，需要保证西班牙在非洲大陆的领土要求。由于双方的分歧较大，无法谈拢，因此会晤结果未能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西班牙依旧保持所谓的“中立国”立场。

1941年6月，德国闪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随后，西班牙长枪党党徒跳了出来，他们在马德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佛朗哥的妹夫塞拉诺·苏涅尔高喊：“俄国是罪魁祸首，俄国是西班牙内战的罪魁祸首！”“消灭俄国是历史的需要，是欧洲未来的需要”等反苏口号。此时，佛朗哥的立场又发生了变化，同意派遣志愿者同苏联作战，这样可以为外交活动留有余地。佛朗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既是对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向佛朗哥提供援助的一种投桃报李，也是以此来保持西班牙的“中立”立场，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可谓是一箭双雕，有百利而无一害。参加志愿者军团的有很多人，除了大多数是长枪党党徒外，还有很多失业者、流浪汉和冒险者，他们将赴苏参战视为一次人生冒险，借此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发笔横财，以此改变自己失败的人生命运。由此不难看出，他们参加志愿者军团是一次冒险之旅、赌博之旅，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企图换个美好前途。7月，怀揣着梦想的志愿者军团踏上了冒险之旅，因为他们所穿的裤子统一为蓝色，所以他们

被称为“蓝色师团”。这支军队共有近2万人，司令为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不过，希特勒并不看好他们，对西班牙杂牌军的战斗力持怀疑态度，其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德军没有给他们配备任何交通工具，于是“蓝色师团”只能依靠两条腿，长途跋涉，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赶到列宁格勒战役的战场。此外，希特勒还没有给这支部队装备战机和坦克，因此“蓝色师团”只能装备低劣的轻型武器，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编制不正规、装备落后、战力低下，“蓝色师团”很不受德军其他部队欢迎，几乎只能是孤军奋战，形单影只。蓝色军团满怀一腔升官发财的梦想参加对苏作战，可是如今的悲惨境遇令他们不禁悲从中来，满心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后来的战局发展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冬季战役中，“蓝色师团”阵亡1400多人。后来，佛朗哥又调派数万名志愿者补充“蓝色师团”。随着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败北，以及盟军开辟北非战场，佛朗哥看到法西斯轴心国家迟早要失败，于是见风使舵地改变了立场，宣称要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发挥“调停”作用。佛朗哥发表讲话，强调战争已经处于死点，交战双方都没有力量战胜对方，再打下去对于双方都没有意义，建议同盟国达成协议共同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但是，这只是佛朗哥的一厢情愿，希特勒对此不予理睬。此时，佛朗哥并不死心，派代表前往德国游说希特勒要求其兑现军火援助，但德国此时已经是危机重重，属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并未兑现援助。

1943年7月，盟军在战场上继续高歌猛进，登陆西西里岛，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政府垮台，他本人则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并被绞死，暴尸街头，遭受人民唾骂。一代法西斯恶魔最终命赴黄泉，结束了罪恶一生。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给予佛朗哥很大的震动，他如变色龙、墙头草一样，态度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同年7月，佛朗哥在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谈到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时极力为自己辩解、开脱：首先，这是一场英国对德国、意大利的战争，西班牙保持了中立；其次，太平洋战争中，西班牙极力与盟国合作反对日本；最后，这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西班牙派出了“蓝色师团”参战。为了进一步讨好盟国，佛朗哥下令撤回在苏联作战的“蓝色师团”。希特勒看到盟友佛朗哥如此见风使舵，气得暴跳如雷，他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情愿刷一万次牙也不要再请求他出兵！”对苏战争中，这支被佛朗哥视为表明立场的“炮灰”死伤惨重，伤亡近万人，被俘虏超过数百人，剩下的也是残兵败将，他们原来的美丽梦想随之烟消云散，最终破灭了。不过，佛朗哥是煮熟的鸭子——嘴硬，虽然“蓝色师团”损兵折将，但是他表面上还为“蓝色师团”大唱赞歌，称他们是代表长枪党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战斗，是无上光荣的。这些吹捧和这些为“蓝色师团”戴的高帽真是有些令人作呕。佛朗哥撤回“蓝色师团”标志着西班牙又回到了中立立场，如此反反复复，却又左右逢源，如果当演员其演技一定极其高超，获得奥斯卡大奖那也是如探囊取物一般。随后，他长袖善舞又开始通过政治表演来证明其立场，不但下令停止向德国出口钨矿，而且还关闭了德国在丹吉尔总领事馆，驱逐德国特工人员，表明西班牙与德国的蜜月关系已经结束。与此相反，佛朗哥同时积极示好盟国，增加同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向美国出口钨矿，加强同美国电力工业合作。面对西班牙示好，英国积极回应，丘吉尔首相在议会发表讲话对佛朗哥的“中立立场”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西班牙为同盟国的事业做出了努力。此外，丘吉尔表示，西班牙内部事务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英国不会去干涉。

当时，佛朗哥可谓是面临着内忧外患，日子并不好过。国外，德意法西斯对其虎视眈眈，英美盟国也对其同德意的暗中交易深表戒心，有事没事就敲打敲打他，佛朗哥感觉自己如同钻进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国内，反对派力量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开始增长，游击队四处活动，这个地方打一枪，那个地方放一炮，一天也不消停；第二共和国流亡政府也四处活动，不甘心失败，企图东山再起。这时的佛朗哥就像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心中思虑万千，他预感到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动荡。为了应对内外的政治压力，佛朗哥必须做出改变，特别是要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为此实行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向盟国做出最大让步，向盟国靠拢，以此表示诚意。例如，西班牙同意限制运载矿物去德国，限制轴心国特工人员在西班牙活动。1945年，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如同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佛朗哥看到希特勒已如明日黄花，对他没有任何幻想，继续调整外交政策。4月，西班牙宣布同日本断交。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西班牙立刻宣布同德国断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佛朗哥奉行的“中立”政策走进了历史，成为过去时，完全倒向同盟国一边。

佛朗哥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对内则继续强化国家机器，加强独裁统治力度，镇压革命和进步力量。1943年3月，佛朗哥颁布一项镇压学生运动的法令，战争委员会可以据此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游行和集会。此时的议会已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完全是橡皮图章，沦为一种专制工具，成为佛朗哥粉饰自己独裁统治的政治标签和培养其党羽的场所。此外，佛朗哥对于政府机构也没有放过，他将自己的三亲六故、亲朋好友、党羽亲信等安排在政府重要部门，掌控实权，而且政府许多普通部门也被长枪党分子占据，政府也成为其维护独裁统治的工具。例如，佛朗哥的妹夫塞拉诺·苏涅尔就担任外交部长一职，执掌大权。对于军队，佛朗哥也不放心，他提拔了一批唯其马首是瞻、忠心耿耿的年轻军官担任要职。于是，相当多资历浅、威望低的年轻军官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快速升迁到高级军官行列，如果没有佛朗哥的提拔，他们中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会籍籍无名，因此这些人自然就对佛朗哥感恩戴德，对其忠心耿耿，进而成为其控制军队的中坚力量。(www.xing528.com)

佛朗哥对于国家政治的控制可谓是登峰造极，无所不用其极。在他独裁统治时期，教会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各个部门的渗透如同幽灵，简直是无孔不入。佛朗哥对于那些在内战中支持他的教会人员投桃报李，格外器重，任命他们为大主教。广播、新闻等舆论媒体也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是他的亲信，各大报纸报社社长都由政府任命。还有，原来进步的工会被长枪党所控制。例如，工会选举时，候选人必须经过长枪党领导批准才能参加选举。佛朗哥一直将国内的革命力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革命力量从来都是独裁者的心腹大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害怕革命力量再次崛起，更担心自己重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覆辙，因此未雨绸缪血腥镇压革命力量。1944年，大约有超过千名政治犯被屠杀，革命志士血流成河，进步势力被佛朗哥独裁政权压迫。尽管如此，民主思想还是有所增长，同时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复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西班牙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插曲——胡安·博尔冯妄图恢复君主制。胡安·博尔冯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恢复君主制呢？百年来西班牙政体一直在左右摇摆之中，胡安·博尔冯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出身名门，真正的贵族。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生于1913年。阿方索十三世一共有三个儿子，其中老大、老二因为各种原因都失去了王位继承权，于是老三胡安·博尔冯递补得到王位继承权。关于胡安·博尔冯获得王位继承权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33年，当时他乘坐一艘巡洋舰抵达印度孟买，突然收到他的父亲阿方索十三世的电报，上面的电文是“由于你的两个兄长已经放弃了继承权，现在你就是我的继承人，我相信你会很好履行你的义务”。胡安·博尔冯开始很是惊讶，但是经过反复考虑，他最后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安排。第二共和国时期，胡安·博尔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西班牙内战时期，胡安·博尔冯不受佛朗哥欢迎，被他驱逐出境，远走他乡。

1943年，已经是巴塞罗那伯爵的胡安·博尔冯给佛朗哥写了一封信，对西班牙的一党制现实进行了批评，希望佛朗哥如果是个明白人，就赶紧下台，而自己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恢复君主制。他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新制度，也就是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制。实际上，胡安·博尔冯写这样一封信并不是孤立的事情，反映了当时西班牙存在一股潮流，得到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支持。就议会来说，当时的议会已成为一种政治装饰品，独裁者的工具，议员也多是佛朗哥的亲信。在这些人中，有近30人也曾经写信给佛朗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要求恢复君主制。这些议员的本意不是要赶佛朗哥下台，而是希望佛朗哥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独裁政权，以获取更大利益。佛朗哥面对胡安·博尔冯觊觎统治权的挑衅焉能轻易罢休，他措辞强硬地给胡安·博尔冯回复了一封信。他信中说，他是顺应革命的要求和国家的需要将西班牙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是西班牙人民的救星，他就是真理的化身，将坚定地捍卫真理。但是，当时在西班牙恢复君主制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有许多高级将领给佛朗哥写信，表示赞同君主制。不过，国际上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并不支持君主制，不希望西班牙被苏联“赤化”，不愿意看到西班牙政权发生变化，认为目前政权形式还是比较符合他们利益的，这在无形中帮助了佛朗哥，使其统治得以继续下去。

佛朗哥独裁统治实在是不得人心，自从他上台以来，各种进步势力就没有停止过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战后。西班牙共产党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主张全民团结，共同反对佛朗哥专制独裁。不过这样的主张颇有曲高和寡之嫌，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其他一些政党和组织也没有同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合作。从这一点看，西班牙共产党颇有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之势，在佛朗哥高超的独裁手腕面前显得极为弱势。佛朗哥对西班牙共产党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一直将其视为镇压的主要对象，绝不手软。因为佛朗哥明白，一旦共产党得势，胜利了，第一个被审判处决的肯定是自己。占得先机，佛朗哥坚信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还不如早下手为强，否则后下手遭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失败，民主力量发展起来，这对于佛朗哥可不是一个好消息，他担心自己的统治不能继续下去。左派要求恢复共和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内阁成员也希望改变现行制度，甚至还有人主张恢复君主制。这使得佛朗哥担心自己的地位被他人取而代之，独裁者所以独裁，于其有莫大的利益、权力收益，独裁者所以害怕民主，实在是如果失去独裁近乎必死无疑。为此，改变自己的形象就成为佛朗哥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西班牙在国际上还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1946年，联合国声明，佛朗哥政府是在轴心国支持下通过武力强行建立的政府，不是西班牙人民的代表，因此不能加入联合国，不能参与国际事务。法国则表示，佛朗哥政府威胁欧洲和平，并断绝了两国关系。同年3月，美、英、法三国签署了一份照会，谴责佛朗哥独裁政府，不过又表示不干涉西班牙内政。年底，联合国再次讨论西班牙问题，还是没有通过接纳西班牙的决议。禁止西班牙参加联合国任何组织和会议，直到西班牙成立一个新的、能够被接受的新政府。此时，西班牙面对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佛朗哥该何去何从呢？

面对国际上的巨大压力，佛朗哥不想失去现在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更不想坐以待毙，为此他积极寻求改变外交上的孤立困境。他命令其亲信制定了一部“继承法”，主要内容是西班牙将建立王国，佛朗哥为国家元首，可以随时向议会建议或推荐他的继承人。而未来国家元首的名义是国王或者是摄政者。随后，在政府使用高压和恐吓手段之下，全国公民投票通过了“继承法”。这就等于宣告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恢复君主制度。此后，西班牙境内发生了一个支持佛朗哥的宣传运动，参加人员喊出了“要佛朗哥还是要动乱”“要佛朗哥还是要共产主义”的口号。佛朗哥政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共产主义抹黑为妖魔鬼怪和“红色恐怖”，以此恐吓广大群众，迫使他们继续选择佛朗哥。佛朗哥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采用的手段十分露骨，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想想也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对照起来，佛朗哥与资本在手段上的确有相似之处，简直就是一丘之貉。

时间来到了1947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冷战开始。美国对西班牙的态度开始转变，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将西班牙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提案。佛朗哥的国际境遇开始转好，他感觉到西班牙在此间有机可乘，精神为之一振。1949年，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东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尤其是东德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力量增强。美国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力量，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谋求称霸世界野心。精明的佛朗哥看到这是改变西班牙外交孤立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对于极擅长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的老谋深算的佛朗哥，焉能轻易舍弃，必须抓住。于是，西班牙抓住一切时机宣扬西班牙对西方世界的重要意义，西班牙很愿意成为西方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并称西班牙是西方国家的铁哥们，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变化无形中密切了美国同西班牙的关系，两国关系密切起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再次审视同西班牙的关系。美国政府认为，佛朗哥的继续统治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及其盟友要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西班牙成为自己的盟友。为此，美国决定援助西班牙。同年，联合国大会废除了1946年通过的关于制裁西班牙的决议。佛朗哥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摆脱了孤立状态，佛朗哥开始转运了。正如“人走时气马走膘”，好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如此看来“时也，运也，命也”是很有道理的，目前佛朗哥就是如此。当初，国际形势不好，佛朗哥陷入孤立，成为孤家寡人，可谓四面楚歌，困难重重；如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西方国家出于战略考虑的需要，对西班牙敞开了怀抱，伸出了援助之手。佛朗哥也咸鱼翻身，如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可以安享独裁者的快乐生活了，佛朗哥得以巩固他痴迷的独裁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