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新起点！临时政府建立

1931年4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共和党另起炉灶，联合组阁成立临时政府，随后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共和国法律章程。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包括各个政治党派，如同一个政治大拼盘，例如有代表保守派的大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激进社会党代表、工人社会党。但实质上，第二共和国依旧是一个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就政府更迭来说属于换汤不换药，因此与普通劳动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生活依旧清苦，政治地位依旧低下。

不过，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对于第二共和国还是寄予了厚望，希望新政府能改善国家社会现状，能够给他们带来新希望。毕竟他们觉得生活中有希望比绝望要美好得多，普通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过下去。除了普通群众以外，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教士僧侣也表示支持共和制度。

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君主制度被推翻了，但是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是步履维艰，而且旧的国家制度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就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君主制度依然很有市场，其影响如一个徘徊的幽灵，无处不在。而维护和复辟君主制度的大有人在，旧权势阶层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妄图拼命保护他们昔日的财富和地位。实际上确实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但是仍然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一感冒，国家经济就咳嗽；他们一跺脚，国家经济就地震。第二共和国政府要实现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无疑是任重道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实行必要改革。改革必然要触动宗教、军队、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想要他们吐出嘴里掠夺而来的肥肉，舍弃已经剥削到手的既得利益，这就如同拿刀割他们身上的肉，势必引来强大抵制，于是他们必将成为临时政府推行改革的巨大阻力。临时政府面对这些既得利益者该何去何从呢？

临时政府需要完成三大任务。首先，进行立法改革，从法理上肯定共和制的合法地位，必须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使政府存在具有合理性，政府运行则名正言顺，有理有序。其次，发展经济，重新分配财富，防止财富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缓和社会矛盾。最后，国家实行地区自治。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已经长期存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

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三农问题是共和国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共和国时期，西班牙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但是农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农村，封建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仍旧占统治地位，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在当地依然维系着一个封闭的封建性质的农业社会，控制几乎一切，剥削压迫，作威作福。共和国政府进行经济改革以及农业革命，必然要触动这些人的根本利益，激起庄园主和农业主的抵制和反对。由此看来，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他们对于改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必然会有各种想法和利益诉求，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改革就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损失，因此他们反对改革的态度最为坚决。

第二共和国可谓是生不逢时，建立之初正赶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落后的西班牙举步维艰，西班牙经济经过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较快发展到停滞不前，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急剧缩减。并且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混乱。作为君主制度忠实拥护者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共和制，害怕共和党人实行农业改革、工业国有化以及税收改革。

临时政府对军队实行改革，颁布法令要求军人必须为共和国服务，不再效忠于国王，否则必须退役。此外，为了实行军队现代化，减少军费开支，使军队成为与政治无关、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政府对军队编制进行调整，引起拥护君主制军官的不满，他们策划暴乱，不过最后被镇压。

临时政府同宗教势力的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中世纪以来，宗教一直作为西班牙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教会和国王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结盟关系，得到大量土地和财富。第二共和国成立时，教会是最富有的特权阶层。共和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严重损害了宗教界上层利益，例如，宣布宗教信仰自由，西班牙不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这种政策影响下，西班牙一些城市发生了烧毁教堂、修道院、教会学校和抢劫教会财物事件。这无疑引起了广大教士、天主教徒对政府的不满，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再支持临时政府，向教徒宣传反共和言论。临时政府针锋相对，毫不手软，流放了几个大主教，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关于地区自治问题。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地区的自治问题由来已久，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地区重新提出自治问题，激进派甚至还提出了独立要求。对于临时政府而言，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必须认真处理。临时政府采取两手抓的对策，一方面要照顾上述地区的自治要求，以此换取地方对中央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限度地让步、迁就，否则就会导致中央权威下降，颜面尽失，特别是对激进派中的分裂主义者更是不能迁就，而是要采取强硬态度，否则遗患无穷。对于巴塞罗那激进分子提出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国的要求，临时政府先礼后兵，派代表同他们协商，最后达成协议，激进派同意将权力移交给加泰罗尼亚政府，并由后者起草新的自治章程，提交全国议会讨论。加泰罗尼亚问题得到解决，巴斯克地区也采用了同样方式解决。这样，一场政治风波终于平息下来。

1931年6月，临时政府进行立宪选举，左派力量在选举中一枝独秀，获得了决定性胜利。选举结果表明，工人阶级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也是这个时期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此外，农村中的一些富豪开始出现在国家政治舞台之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www.xing528.com)

虽然立宪会议召开了，但是国家政治局势依旧不平静。特别是7月，全国劳动联盟在塞维利亚发动罢工，随后罢工浪潮一发不可收拾，愈演愈烈。政府派出军队维持秩序，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与此同时，反共和派贼心不死，看见有机可乘，企图联合起来推翻共和政府，欲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了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临时政府计划制定新宪法，这样政府存在以及运转就名正言顺，有法可依了。7月，议会成立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新宪法草案内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自治问题。12月，通过了新宪法，宣布西班牙为一院制议会共和国，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示威游行等自由；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年满23岁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

新宪法制定后，临时政府解散，新政府成立，这是一个联合政府，包括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领导的共和运动、激进社会主义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派人士。新政府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改革思想。

新政府建立后，处境依然不佳，土地劳动者联盟进行了总罢工。军队与游行示威者发生冲突，有人员伤亡。1932年，情况进一步恶化，1月下略布雷加特地区的矿工发生暴动，宣布“自由共产主义”，暴动迅速蔓延。新政府立刻派军队镇压。全国劳动联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在许多大城市发动了大罢工，罢工人数达到了100多万人。同时，农业工人也不断举行罢工，他们烧毁大地主的庄园，夺取土地。5月，西班牙共产党在塞维利亚发动2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如此看来，西班牙政局已经激烈动荡，几乎乱成一锅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所代表的新政府已经无法驾驭这一复杂政治危局。

尽管政局危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也是一个强人，不会坐以待毙，他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奋力一搏，顶住了右派压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可以视为一次伟大的革命尝试。

他首先对军队进行了有限度改革，由于军队中的保守派和反共力量强大，因此不宜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他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军队，精简军官编制，以此来提高战斗力。部分军官退役转为预备役，或转为突击卫队维护公共秩序。这些措施无疑损害了军队部分人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大力改革国家制度，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兴建中小学校，增加教师数量；扩大和普及农村小学教育，改善农村落后教育状况；拨款兴办高等教育等。

此外，政府改革措施还有农业改革和地区自治。1932年9月，议会通过了农业改革法，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农业改革尝试。改革法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遭到大地主和教会的反对，而广大农民又提出了一些激进要求。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认为，农业改革是共和国事业的成败的关键，是一次革命。农业改革具体措施是废除大庄园主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增加农民收入。为了农业改革，政府成立了农业改革协会和农业银行。由于农业改革损害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村发生了一场反对政府农业改革的逆流。大地主成立了农业主联合会，他们声明，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敌人。此外，还成立了一些农业右翼组织，这些组织反对农业改革，给了共和国政府很大压力。

实行地区自治是另一项改革措施。第二共和国建立后，加泰罗尼亚等地区强烈要求自治，中央政府看到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于是实行地区自治改革。1931年8月，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自治章程。1932年5月，议会讨论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9月，自治章程通过，章程规定，西班牙是一个完整的、与市政和地区自治相容的国家。同时，议会也通过了巴斯克和加利西亚自治章程，但是由于政局动荡不安，章程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成为一纸空文。

1933年夏季，政府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西班牙右派力量组合后，反动力量增强。同时，政府由于不善于团结小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信任危机。随着政府面临危机的加深，各主要党派不得不轮番上台，面对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局面，政府不得已宣布解散议会，将希望寄托在1933年9月举行的大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