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经济的脆弱性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主要是在子公司的初创时期,随着子公司正式投产,资金流入量往往会减少或停止,进而母公司会回收所投资金,届时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资金净流出。因为子公司开工后,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增加,尽管会有部分产品出口,但有时进口可能增加得更快,而且逐渐还会有利润汇出,甚至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抽逃资金,对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的消极作用便由此产生。此外,有些跨国公司为了避免资金风险,尽可能不使用母公司的资金,而是利用其融资能力,在东道国当地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吸收当地的储蓄,从而加重当地资金供给短缺的矛盾。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公司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绝大部分已进入生产期,子公司的利润除一部分被用于扩大投资外,汇出境外的部分逐渐增加,使得这些国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即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东南亚国家越是想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填补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则国民经济(国内储蓄)的流失部分就越大。于是,在没有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引进外国的间接投资,尤其是风险很大的短期债务,埋下了酿成货币金融危机的祸根[20]。
2.产业结构的非关联性
发展中国家较落后的工业化基础条件,决定了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及“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效应较弱。因此,尽管跨国公司的“产业移植”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那些外国直接投资集中的行业不能和发展中国家已有的行业建立起相互关联的关系,即不能把生产关联效应波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形成均衡的国民经济体系,外资集中的行业将成为“外国飞地”(foreign enclave)。
首先,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仅仅从东道国个别特定的行业或当地的外资企业购买中间产品,所生产的产品的销售对象也限于个别行业或外资企业,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的波及效应很小。其次,有些外国直接投资集中的制造业部门(如电子及电器)几乎不从东道国其他行业购入中间产品,仅仅是把自身生产的产品或进口品作为中间投入,而加工后的产品又几乎全部用于出口,是典型的没有波及效应的“出口飞地”(export enclave)。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电子及电器、纺织业的技术特性,决定了这些部门的生产可以由互不关联的生产工序组成,只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才形成整体。它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是低工资、单纯的加工组装劳动等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基础条件,而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后,跨国公司将会大规模地撤离。
3.进出口的非对称性
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体系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基础工业,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形成进出口商品和市场的非对称性结构。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所需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大部分必须依赖从特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及亚洲NIEs)进口,而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消费市场则主要在欧美国家。这种进出口商品和市场的非对称性,不仅使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欧美国家产生较大的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激化彼此的经济贸易摩擦,而且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的不稳定性[21]。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关联行业不发达,生产的进口诱发比率相对较高,形成出口越多,所需进口的中间产品也越多的局面,从而造成结构性贸易逆差。此外,除部分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外,大部分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是尽可能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当地的销售,因此它们对从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持消极态度。再则,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有很大部分是企业内贸易,发展中国家对这部分贸易既不能控制其流量和流向,也无法控制其价格,所以,往往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
4.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局限性(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对工业化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即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一改以往仅仅把外资作为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手段的政策,开始进一步重视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制定了放宽对外资企业出资比率限制等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事实证明,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有利于通过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先进技术的学习,有利于通过扩大出口加速经济增长。
然而,在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发展中国家日益被卷入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依附于外国资本和世界市场。以至于当世界出口贸易增长率下降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下端,因而所受到的外部冲击更大,被迫承受更多的结构调整成本,经常面临结构性不平衡及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局面,有时甚至会引发国际收支危机。
5.产业梯度转移的非连续性
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的连续的产业梯度转移,使得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及发展中国家三者之间形成既包括产业间及产业内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也包括企业内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多维分工体系,使各国(地区)比仅仅通过国际贸易更能有效地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充分享受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迟缓,跨国公司更多的是通过把生产工序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国际竞争优势,因而也失去了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的动力。发达国家大规模的产业整体转移出现停滞,导致全球产业梯度转移链的断裂。而处在分工结构最底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得不到进一步的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投资方向,在世界市场工业品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依然对原有行业进行过度投资,或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结果形成“泡沫经济”,酿成金融和经济危机。
6.国内产业结构及地区发展的失衡性
由外国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出口行业的片面发展,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尤其是农业的相对落后、初级产品加工业及中间产品行业的不发达,最终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同时,畸形发展的出口行业必然与当地民族企业争夺国内有限的经营资源,尤其是争夺相对稀少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从而排挤当地传统的民族工业。因此,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出口行业较高的替代成本,那么可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理论上要小得多。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正在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形成二元结构,即一方面是少数现代化的外国大企业,另一方面是众多的在技术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相对落后的民族中小企业,外国大企业以其压倒优势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把民族中小企业置于其附属的地位,使民族中小企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同时,外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各国的首都及出口加工区,在这些地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边远地区和农村,经济依然没有得到发展,收入水平还很低。各国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贫富差别的扩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从而有碍其工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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