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索考证学的来历与方法

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许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题目，是和国文系有关系的，而与别的同学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为近几年来，研究考证学方法来历的渐渐多了，而中国近三百年的学问和思想，很受考证学的影响。

考一物，立一说，究一字，全要有证据。就是考证，也可以说是证据，必须有证据，然后才可以相信。

近三百年始有科学的、精密的、细致的考证，必有所原，许多人以为是十七世纪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如梁任公先生就是这样主张着。

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利玛窦来到中国。继之若干年，经明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到中国来，他们的人格学问，全是很感动人的；并且介绍了西方的算学、天文学等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西洋科学。恐怕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中国考证学家、清代考证学开山祖师顾亭林和阎若璩，全生于利玛窦来华以后；顾亭林生于一六一三年；阎生于一六三六年。利玛窦则是一五八一或八二年来华的。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笔”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在他的著书［作］里，立一说，必要［有］证据，许多字的考证都是这样。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也是这样。《尚书》有两种：西汉时候的今文《尚书》，有二十八篇；到了晋代，又出了一种古文《尚书》，有五十三篇，于前一种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五篇，文字好，易了解，谈政治、道德，很有点哲学味，内容丰富。因为它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做“古文《尚书》”。当时有人不相信，渐渐的也就相信了。至唐代以后，古文《尚书》成为正统，没有疑心它是假的了。到了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述证》，把假的那些篇，一篇一句，都考出它的娘家，打倒了古文《尚书》。

清代的学术，是训诂、考据和音韵。顾亭林考证音韵，研究训诂；阎若璩考证古书真伪。他们两人全是十七世纪的人，在利玛窦来华以后，这样看来，岂不是西洋的科学影响了中国的考证学了吗？

另一个证据，西洋学带来了算学、天文等，曾动一时。那时候，自己知道中国历法不够用，常常发生错误，推算日蚀和月蚀也不准确。当时的天文学有三派：一派是政府的钦天监；一派是回教的回回历；一派是中国私人魏氏历法。西洋于十六世纪后改用新历，是最新、最高、最进步的了，带到中国之后，又有了这个第四派。中国政府不能评定哪一种历法准确，就想了一个法子，每一种都给他一个观象台，让他们测算日蚀，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开始，至何时退蚀，来考究他们。因为历法和日常生活很有关系，全中国都注意这一回事。二十年的长时间考证的结果，处处是西洋方法占胜利。并且，因为日蚀推算，如果阴雨，就不能看出来了，所以同时测算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山东济南和北京四个地方，清政府派人到四个地方视察报告，当然不会四个地方都遇上阴雨，结果，别几种都差得很远，而耶稣会教士的新科学方法占了胜利。明代崇祯末年，政府颁布使用新法，而这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继续采用［新法］，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国改元之后，用了新历，而方法还是一样的。清代的考据家，没有不曾研究过算学的，如戴东原，就是一位算学家。有清一代的考证学，就是在西洋算学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算学方法，就是要有证据。

我［个］人是怀疑这种说法的。对于当时的西洋学者的人格、学问，我都很钦佩，他们也留下深刻的影响。前读中国的徐光启的三卷信札，更增加了钦佩之意。中国许多革新人物，全受过他们的影响。但是，要说考证学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来的，到今日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前面说过的证明，还不能承认。今天所讲的，就是要特别提出个人的见解，以就正大家，请对于我们怀疑的加以怀疑，或者更有新的收获。

前面所说的影响，很少可以承认的，顾亭林就不是算学家；阎若璩也是到了晚年算《春秋》、《左传》、《汉书》中的纪年和日蚀（因为那与历法有关系），才开始学算学的，所以不能受它的影响，而且是已经做了考证学家才学算学的。如王念孙也不是算学家，至少，不是受他的影响。我们只能承认算学影响历法，影响思想，而和考据学没有关系。在西洋，天文学、算学、物理学全很早就发达了，而西洋的历史、文学的考据，到十九世纪才发达，假如天文、算学等能够影响考据，［考据］一定会很早就产生了，而西洋竟是很晚的，所以它并不能够影响人怀疑和找证据。至于宗教家所提倡的是使人信，不是使人怀疑。

以时代关系来证明，是错误的。清代两［位］考证学大师，顾亭林有他的来历与师承，阎若璩亦有他的来历与师承。

在音韵方面，顾亭林的方法是：立一说，证一字，必要有证据。证据有两种，本证和旁证。如同证《诗经》字韵的古音，从《诗经》中找证据，曰本证；从《老子》、《易经》、《淮［南］子》、《管子》、《楚辞》等书里的［古］韵来证《诗经》，曰旁证。这种方法，在顾之前，有福建人陈第，作过一本《〈毛诗〉古音考》，就用了这种方法，是顾亭林的本师。《〈毛诗〉古音考》著于一六〇四年，出版于一六〇六年。利玛窦虽已来华，而北来第一次是一五九六年，第二次是一六〇二年，短时期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顾得自陈［第］，毫无问题。而在陈第之前，还有焦竑，在一五八〇年就考证过《毛诗》古音。再推上去，可到宋代。十二世纪，朱熹就是一位考证家。

再一个证据就是，阎若璩考证《尚书》，他的先师也来历明白。梅鷟，生死年月不［可］考了，他是一五一三年的举人，他作过一部《〈古文尚书〉考义》，用的方法和阎的一样，一一找出伪造的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利玛窦。百年之后，书籍与方法更完备了。在梅鷟之前，可以推上去到元代。吴澄，他死在一三三三年，已经把《尚书》今文和古文分开，述其真假。更上可推至宋代的朱熹、吴棫，他们已经疑惑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到了吴澄，就不客气的一一指出了假造的各篇的来历，是东抄西借、杂缀而成的。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亦曾怀疑而研究之。在唐朝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提出考证。《论语》一书，经柳宗元的考证，知道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记，那是以常识作证据的。

总之，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以追溯［到］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七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证学就特别发达了，它的来历可以推到十二世纪。(www.xing528.com)

现在时间还有一点，让我说一点别的。

考证的方法是：立一说，必有证据。为什么到了宋代朱熹时候才发达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也是一种考据。方才说过，考证学不［是］来自西洋，［而］是国货。可是它是怎样来的呢？

中国历史经过长的黑暗时期，学问很乱，没有创造，没有精密的方法。汉代是做古书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学方面有天才，学术方面则没有。并且，这种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时候没有刻版书，须一一抄写。书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长至四五十尺，读后忘前，没有法子校勘。写本又常各不相同，没有一定的标准本。唐代有了刻版书，到了宋代才发达，如同《书经》，有国子监的官版本。有了标准本后，才能够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这必须书籍方便才可以，毫无问题。

十一世纪，北宋后期，程颐、程颢提出“格物致知”来。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学》，是有很大关系的书，几百年来，受着它的约束。程氏兄弟发现了一千七百五十字里有五个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学》中，每一句话都有说明，惟独这五个字没有。什么是“格物”，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五六十种“格物说”，有解“格”为一个一个的格子的，有解“格”为“格斗”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释：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说“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事，然后才可以致知。至于物的范围，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万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内。这是当时的“格物说”。有了中国的科学理想与目标，而没有科学方法，无从着手。中国从来的学术是：（一）人事的，没有物理与自然的解释；（二）文字上的解释，而无物据。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发展。如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研究格物，［钱氏］对着一根柱子坐了三天，毫无所获；王阳明自己对坐了七天，也是一样，于是很幽默地说，圣贤是做不成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气力来格物了。这个笑话可以证明当时有科学目标与理想，而没有方法。这完全不同于西洋。从埃及、希腊，就和自然界接触。亚里斯多德于研究论理之外，自己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做解剖实验；而孔夫子不过是读《诗》而知鸟名罢了。中国没有这样的背景，仅能像王阳明对柱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这种格物办不通，就缩小了物的范围，由无所不包缩小到三件事：（一）读书穷理；（二）上论古人；（三）对人接物。朱子以后，就丢弃了大规模的格物，而缩小［到］读书穷理也仅是读古经书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来研究古书了。

至于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时候没有自然科学，大概是由于科学时代，于做文章之外，还须研究“判”。考试的时候，拿几种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断是非，这样，必须多少有法律的训练。《程明道行状》中记载着，他做县尉的时候，有听讼的训练，有今日的法官、律师、侦探的天才，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考、据、证、例、比等等，全为法律上的名词，这方面的训练，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他三十岁的时候，校勘了一册《语录》，用三种抄本和一种刻本，他发现刻本中多了百余条，其中五十多条是假的，就删去了。到他三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证据，就写了一篇跋，说明他的删掉的理由。他的注书也极审慎。他主张研究古书须学法家的深刻，才能穷究得进。他自己说，他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肯用功。考证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一件。不曾精细研究一本书，而牵引了许多别的，是一件错误。

他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是受了法律的影响。［他］做福建通［同］安县主簿，知漳州，处理案件，是和考证一样的。

简括起来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边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相近。［研究］科学时考“判”，做官时判案，尤须人证物证。拿这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别古书真伪、旧说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来考证学之来历，故纯为国货。考证学不会来自西洋的。将来有研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东来的历史专家提出新证据，我当再来辅仁大学取消我今天的话。

天主教研究神学，有一很好的习惯，就是凡立一新说，必推一反对论者与之驳辩，此反对论者称做“魔鬼的辩护师”。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辩护师”。

【注释】

[1]这是胡适1934年1月11日在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讲演词，由路絮笔记，载1934年1月12至13日北平《华北日报》。——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