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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性质，如他说的：
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
“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还可说得过去。“使之……应时势之需，”便是大错，便是完全不懂“国故学”的性质。“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
你驳他论“声韵学”一段，很是。自顾亭林以来至于今日，声韵学的成绩只是一部不曾完全的《古音变迁史》。请问知道“古无轻唇音”一条通例，于“将来之声音究竟如何”一个大问题有何帮助？难道我们就可以推知现在所剩的重唇音将来都会变成轻唇音吗？
但是你的主张，也有一点太偏了的地方。如说：
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
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www.xing528.com)
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你以为何如？
还有一层意思，你不曾发挥得尽致。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这种劝法，似乎更动听一点，你以为如何？
我前夜把《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做完寄出。这文的本意，是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不自觉”，最容易有弊。如科学方法最浅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negative instances or exceptions）。顾亭林讲易音，把《革》传“炳，蔚，君”三字轻轻放过不题，《未济》传“极，正”二字，亦然。这便不是好汉。钱大昕把这两个例外也寻出“韵”来，方才使顾氏的通例无有否定的例。若我们有自觉的方法，处处存心防弊。岂不更圆满吗？
八年八月十六日
【注释】
[1]原载1919年10月30日《新潮》第二卷第1号。——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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