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教的成立与发展

Ⅰ

“新儒教”是对于“原始的儒教”说的。孔子以后，孔门的弟子用一个“孝”字和一个“礼”字造成了一种宗教。这个宗教用“父母”作中心，用“祖宗”作扶助，可以叫做“孝父母，拜祖先”的宗教。这是“原始的儒教”（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页126～142）。这个宗教虽然确是一个宗教，但原始的儒教徒却不是严格的宗教家。他们很像受了老子的自然主义的影响，故他们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天道观念，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观念，实在很相像。况且《易传》的宇宙观，实在带着很浓厚的“唯物主义”的色彩（看胡适同书，页78～79）。况且他们虽然注重祖先的祭祀，却又不信有鬼。他们只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两个“如”字，写尽了当日儒家的心理（看同书，页133～134，又页148注）。故儒教的宗教分子，实在可说是很薄弱的，我们可以说“原始的儒教”确是一种偏于伦理方面的宗教。

但是汉代的儒教便不同了。这个儒教含有三个重要分子：①教育的，②政治的，③宗教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部分虽然也和“原始的儒教”有大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却在宗教的方面。我们翻开两部《汉书》，无论是《五行志》，或是《刘向传》、《王莽传》……总觉得一种很浓厚的宗教空气。当时的儒者心里都信着一个有意志，有知识，可以感动的天；这个天能喜能怒，能赏善罚恶。最特别的就是当时人信仰的“天人感应”的关系，又叫做“天人相与之际”。董仲舒说：这样的一个“天”，是原始儒教里没有的。且不说那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荀子。就是孟子也只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有一次论舜禹的，说高兴了，几乎说到一个有意志的天，所以他的弟子万章就问他：“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孟子不承认这个“谆谆然命之”的天，故他立刻转柁收帆，最后引《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从孔子看到荀子、孟子，从不曾看见一个儒者主张那样一个有意志能感应的天。这是汉代儒教的最特别的一点，故我们叫他做“新儒教”。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对策》）

匡衡说：

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汉书》八十一）

《天文志》说：

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形。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福除而祸自至。

这种观念，董仲舒说的最明白。他说：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君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我们仔细观察汉代的新儒教，又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董仲舒的儒教，我们叫他做“今文家的新儒教”。一是王莽、刘歆的儒教，我们叫他做“古文家的新儒教”。这两个时期的区别，最大的有两点：

①今文家的儒教重在“灾异”，而古文家的儒教重在“符谶”。

②今文家的圣人（教主）是孔子，而古文家的圣人（教主）是周公。

后来刘歆倒了，王莽也倒了，但他们的周公却不曾倒。所以这二千年来的儒教便成了“周孔合璧”的儒教，其实还是董仲舒、刘歆、王莽的儒教。我这句话，并非贬辞，毫无恶意；不过我们若想真正了解儒教的真义，我们不可不先懂得这一段有趣味的历史。本篇的研究，先叙述新儒教的各种背景，次述他的两个时期的重要主张和变迁沿革的历史。

Ⅱ

新儒教的背景，有很古的，有比较稍晚的。我们先说那稍古的背景。新儒教的宗教分子，——他的“天”的观念，——是从古代中国民族的宗教里得来的。我们读《诗三百篇》，便可以知道古代民族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知识，能作威造福的主宰。如《大明篇》说的“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如《皇矣篇》说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如《正月篇》说的“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又如《极篇》说的“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敌驰驱。”这些例都可以使我们明白当日的人确然信仰一个有知觉感情的上帝。那个上帝发怒时是很可怕的，如《雨无正篇》说的：

雨其无极，伤我稼穑。（此二句《毛诗》无，今据《韩诗》增。《韩诗》此篇名《雨无极》。）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谨，斩伐四国。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第二昊字，《毛诗》作旻。按《释文》，本有作昊者；郑玄笺正作昊天，故改正。）

自然界的灾异，在当时也被看作天怒的表示。《十月之交篇》说：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崖为谷，深谷为陵。衰今之人，胡憯莫惩？

《春秋左氏传》里记的许多宗教迷信，也可以用来互证。

但这种古代的宗教观念，到了西历纪元前第六世纪的哲人手里，便不能免很严厉的批评了。老子便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看胡适同书，上，页55以下。）老子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说天道是无意志的，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这种见解是破除宗教迷信的根本良药。自从老子的自然主义出世以后，思想界起一个大变化。自然主义的嫡派，如庄子、列子、《淮南子》、王充，……不消说了。孔子的一派也难逃自然主义的影响，我们看荀子的《天论》，便可以想见儒家的自然主义化了。（看胡适同书，上，页309以下。）

古代哲学极盛的时代，——纪元前六〇〇至二三〇，——从老子到韩非，可以算是古代宗教观念衰落的时代。那有意识感情的上帝，差不多完全被这四百年的思想家赶出思想界之外去了。但是这四百年之中，却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墨家的宗教。墨子的哲学是常识的哲学，他的宗教也是当时民间的宗教。墨家的长处和短处，都在这里。墨教信鬼，又信一个有意志的天。这两项都是民间因袭的宗教观念；老子、孔子把他们丢了，墨子又把他们拾起来。他说：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

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

他因为信天鬼，故反对自然主义一派的命定说；他的“非命”说，并非是要破除迷信，只是因为他要维持天鬼的权威，他的“尚同”说，只是想用“天”来统一天下。（看胡适同书，上，页172以下。）他说：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上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毕沅云，读如关市讥之讥）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尚同中》）

但是墨教的教条太刻苦了，不近于人情，况且在那战争的时期，这种“兼爱”“尚同”的宗教是不适用的。在战国末年，《韩非》还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但战国末年的战祸最烈，秦国把六国都一一征服了。这几十年的战祸好像把那个主张“非攻，兼爱，尚同”的墨教也打散了。（这也不足为奇。此次欧洲大战，不到四年，竟把欧美各国的“非战，和平”的团体，都弄成四分五裂，到于今还不能恢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一种政治上“尚同”的政策，也容不得那“上同于天”的墨教。况且不久中国又分裂了，楚、汉的战争接着起来。等到中国平定之后，墨家的经典著述更零落散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那样博学的人，好像竟不曾见着墨家的书，当日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教好像完全消灭了。

但那样伟大的一个教门，决不会这样容易消灭的。墨家的精神在汉朝有两种表现。第一，汉初的游侠颇有墨家先辈的精神。第二，汉景帝、武帝以后，游侠的风气被政府摧残了，墨家的宗教不但仍旧存在民间，并且还得着一个最伟大的表现，就是董仲舒的新儒教。

董仲舒（约当西历前175～100）是一个儒墨的混合物。他受了墨教的影响，是无可疑的。我们且举几个证据。第一，墨家“兼爱”之说，与儒家的“慈善”的爱，是很不同的；孟子痛骂墨家的兼爱，说他是“无父”的“禽兽”。然而董仲舒却公然提倡兼爱的主义。他说：

仁者，所以爱人类也。（《仁义篇》）

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篇》）

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亡者爱及独身。（同上）

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盛，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篇》）

第二，墨家的兼爱，本于“天志”；因为“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故我们也应该兼爱、兼利。董仲舒正是如此。他说：

圣人视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审好恶喜怒之处也，欲合诸天之非其时不出煖清寒暑也。……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天容》）

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为复始。其事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

这不但承认一个有意志的天，并且还明说天的意志是兼爱人类。这正是墨家的宗教信条。

以上两条，我认为很完全的证据。至于新儒教的天全是墨教的天而不是儒家的天，那一层我们在下文还要详说。大概墨家的“兼爱”“尚同”，在战国时代，虽不适用，到了汉代一统的时代，倒觉得适用了。因此，前四世纪的孟子不能不骂兼爱者为无父的禽兽，而前二世纪的董仲舒却不妨正式主张兼爱了。

以上说中国古代民间的宗教观念，暂时被哲学家打倒，中间幸有墨家的拥护。后来墨家消灭了，而这种宗教观念又从民间回到儒家来，经董仲舒的正式拥戴，遂成为新儒教的重要部分。

Ⅲ

但是以上说的还只是新儒教的远祖，还只是他的稍古的背景。我们要问：那幼稚的宗教观念何以到了汉代忽然受儒家的采纳，竟变成正宗的国教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研究汉初的各种民族的宗教状况。

新儒教是时代的产儿：因为那时代是一个幼稚的、迷信的时代，所以那时代产生的宗教也是一个幼稚的、迷信的宗教。我们对于战国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种谬误的见解，往往容易把他看的太高了。我们现在所有关于这几百年的史料，大都是哲学文学的作品，大都是当时的“智识阶级”传下来的史料；至于当时的民间生活，当时各种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因此，我们往往容易推想战国时代的文化是很高的，那时代的民族是很有思想的，是很少幼稚的迷信的。这个见解是大错的。（西洋人对于希腊，也有同样的错觉。）要晓得老子、庄子、荀子等人只能代表当日社会的极小部分；他们不能代表当日的社会，正如章炳麟、蔡元培、陈独秀不能代表今日的同善社、悟善社，喇嘛教徒、佛教徒、道士教徒。到了秦汉统一中国之后，各方的种族都打成了一片，各民族的幼稚迷信都聚在一个国家里，有了比较，就容易惹起学者的注意。《史记》的《封禅书》，《汉书》的《郊祀志》，这两卷书供给我们许多极有趣的社会学的史料，使我们知道战国晚年到西汉初年的种种“民族的迷信”。懂得了这些“民族的迷信”，然后我们能真正了解汉代的新儒教。（以下材料，多采《郊祀志》，参用《封禅书》。）

我们先说西北民族（秦）的迷信。秦民族本是西方的一种野蛮民族；当前八世纪的中叶，北方的犬戎把周室赶跑了；周平王东迁，秦民族又把犬戎打败了，渐渐的据有西周的故地。这一种民族的大神叫做少昊（后来变成上古五帝之一的），他的祭坛叫做“畤”。这种民族迁徙所到的地方，都有这种“畤”，故雍旁有武畤，雍东有好畤，秦襄公作西畤，秦文公迁居，作畤。他们祭少昊，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用马祭神，乃是戎狄的风俗；如匈奴杀马祭天，如后来跖拔魏用马祭最尊之神，皆是例证。（此沈钦韩说。）最有趣的是陈宝祠：

秦文公获“若石”，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名曰陈宝，作陈宝祠。

到了前七世纪，秦德公迁居雍（今凤翔县），在雍立了许多祠。当日又有“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的迷信。□作□^[2]渭南，隔了二百多年，秦灵公（前422）作两畤，一个“上畤”，祭黄帝；一个“下畤”，祭炎帝。（这两个神，后来成为五帝之二，又成为三皇之二。）这时候，孔子已死了五十年了。到了前四世纪，秦献公又恢复他们的民族之神白帝（少昊），作畦畤。过了一百多年，秦并天下，始皇帝听信当日的“五德终始”的话，以为周得火德，秦得水德，于是改名河为“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于是秦民族从他们本有的白帝转到青帝、黄帝、炎帝，又转到黑帝了。（但此时无黑帝祠。）

《郊祀志》总记秦民族的宗教迷信最详细。如雍（秦旧都）一处，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共百有余庙！《郊祀志》又说：

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畴，春以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陈宝〔则〕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偶龙一驷，木偶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

秦并天下以后，令祠官常奉祠的名山大川，如下列的：

自崤以东：

名山五：太室（嵩高）、恒山、泰山、会稽、湘山。

大川二：沛、淮。

自华以西：

名山七：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岷山）。

大川四：河（祠在临晋）、沔（祠在汉中）、湫渊（祠在朝那）、江水（祠在蜀）。

祭山川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此外的小河、霸、产、丰、涝、泾、渭、长水，因为近咸阳（秦新都），故得比于山川之祠。更小的山川，如汧水，如蒲山，也有祭祠，但“礼不必同”。此外，还有西周遗传下来的迷信，如各地的杜主祠。“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https://www.xing528.com)

以上为秦民族的宗教迷信。其中大概也有周室的遗风，但有许多特别的祭祀一定是这种民族特有的。我们观察这些祭祀，可以看出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很幼稚的拜物教，把天然界的质力做崇拜的对象。那朴素的祖先崇拜，如何比得上这种种富于诗意的天然崇拜呢？

其次，我们且看东方民族（齐）的宗教迷信。齐民族本是东方近海的一种民族，后来强大，遂成一个重要的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太公封于齐之说，大概也是一种神话。（“太公”是极可疑的。孟子说的太公，竟是东海边上一个老叫化子，赶到陕西西边去受文王的供养！《史记·齐太公世家》列举三说，不下断语，可见太公的传说到西汉时尚无定论。至于“吾太公望子久矣”的话，更是可笑：“太公望”竟成了一个绰号了！）《封禅书》与《郊祀志》的记载，比较可信。这个民族当初奉有八个大神，名为“八神”，是“自古而有”的，“其祀绝莫知起时”。最尊的神，名为“天齐”；“天主”，故最尊。齐字即是“脐”字。（《索隐》云：“临菑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脐也。”）“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这是最重要的史料。山东的地层最奇特，最多涌泉，至今还是如此。当日这个幼稚的民族，把这个涌泉的现象解作“天脐”，故这个民族就叫做“齐”。这更可以推动太公封于齐的传说了。八神之目如下：

一、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

二、地主，祠泰山梁父。“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

三、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蚩尤后来也变成古史上的一个人物。）

四、阴主，祠三山。

五、阳主，祠之罘山。

六、月主，祠莱山。

七、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

八、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北，盖岁之所始。”这些祭祀还是那很幼稚的天然崇拜。但是东方近海的民族，感受那海光日色的奇美，感受那海市蜃楼（很自然的物理现象）的奇怪，感受那海上生活的奇伟，自然的养成一种很浪漫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的结晶就是“神山与仙人”的传说。

这种“神山与仙人”的传说，却不限于齐民族，乃是燕齐（东北）民族的共同信仰。神山就是“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

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风至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此一段依《封禅书》，文理似胜于《郊祀志》。）

这种传说，——在我们用社会学的眼光看来，这是根据于飘海舟人的经验，而加上想象的描写的，——在战国时代，很引起了一般君主的注意；燕昭王、齐威宣王都是信徒；秦始皇、汉武帝更热心做求神仙的事业。这个“神山”的迷信，直到汉末三国海道大通的时代，方才渐渐消灭。

其次，我们且看南方（楚）民族的宗教迷信。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用《封禅书》与《郊祀志》了。我们的重要史料是一部《楚辞》。《楚辞》的大部分，向来都说是屈原一个人做的。其实这是很不可靠的传说。我们现在用批评的历史眼光来研究《楚辞》，可以断定那“屈原赋”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也决不是一个时代产出的。大概《九歌》（其实有十一歌）最早，是南方的民间文学；《卜居》、《渔父》最晚，是秦汉人的文学作品。《离骚》也许是屈原作的。《天问》是一个极不通的人做的假古董。《远游》是模仿《离骚》而作的。《九辩》、《大招》、《招魂》是早已有古人怀疑过的了。其实“屈原”这个人的有无也还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史记·屈原列传》最可疑。此传不但称“孝武皇帝”，还称“至孝昭畤”。此畤是后人所补入的。况且“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中间忘了一个孝景，更是不通。此传与“楚世家”的事实也多矛盾。）关于“楚辞”和屈原两个问题，我另有专文讨论，此时我只好很武断的承认《九歌》作南方民族的宗教史料；并且很武断的把向来“忠君忧国”的荒谬解释一齐丢开。（汉朝的学究最荒陋；他们把《诗三百篇》和《楚辞》都“酸化”了。）

《九歌》中的《湘夫人》说：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盈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榜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礼魂》说：

盛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垮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东皇太一》说：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莫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

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云中君》说：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我们看这些歌，可以看出一种很特别的宗教。第一，这宗教里每次祭祀有一个“灵”，是一个“巫”装扮作受祭的人。这个制度颇像北方民族的“尸”。（参看《小雅·楚楚者茨篇》。）第二，我们不看见马牛羊的牺牲，只看见香草鲜花的供献。第三，祭时有音乐歌舞。第四，祭时的仪式好像是很活泼的一种社交的欢会；严肃不足而欢乐有余。如《少司命》说的：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这竟是很艳丽的情诗了。这种希腊式的（美感的）宗教仪式，既不像中原老民族的祭礼（如礼经所载的），也不像西北东北各民族的宗教。

以上不过是略说当时三大系（西北，东北，南）的民族的宗教迷信。我们要知道这种种宗教迷信，到了秦汉统一中国之后，便都成了那统一帝国的宗教的一分子。《郊祀志》记汉高祖击项羽，还到关中：

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祠之，如故。”

“吾甚重祠而敬祭”真是一个深通人情世故的无赖天子的口气！这是一种怀柔百姓的政策，所以过了几年，天下大定了（纪元前202），他做了皇帝，定都长安，在京城里设祠祀官，及女巫。请看女巫的地理上的分配：

1.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当上之属。

2.晋巫：礼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

3.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累之属。

4.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

5.九天巫：祠九天。

6.河巫：祠河于临晋。

7.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

到武帝时，两粤既灭，粤人勇之说粤俗信鬼，祠鬼的可以长寿；东瓯王敬鬼，活到百六十岁。于是武帝乃立。

8.粤巫：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粤祠鸡卜起于此时。后来勇之又说：“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压胜之。”于是武帝作建章宫，工程极奢侈。于是东至于海，西于梁州，北至于秦晋，南至于两粤，政治上的统一遂造成了宗教上的大混合了。

故研究这时代的宗教思想和习惯的人，第一要丢开老子、孔子、庄子、荀子等等哲学家的高尚思想；第二要丢开儒教、墨教的比较地经过一番“理性化”的宗教；第三要知道秦汉的统一帝国把东南西北各民族的幼稚迷信都混合起来，给与国家的承认与保障，各成为“国教”的一部分；第四要知道汉朝的天子，外戚，功臣都来自民间，——酒徒的天子，狗屠的功臣，还有许多卖唱卖艺的妇女做皇后皇太后的；他们的幼稚迷信也有影响“国教”的势力。汉朝的新儒教的产生决不能逃避这种幼稚的环境的渲染。

【注释】

[1]本文为未刊手稿。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8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编者

[2]底本不清。——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