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段苦难的岁月。来自西北的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来自南方的撒拉逊人先后蹂躏过这块土地。最终,只有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地区(它们一直庇护着丰富多彩的日耳曼文明)逃过了一劫。加洛林王朝的帝国分裂为法兰克、洛塔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几个王国。其中,日耳曼王国夺取了皇帝的桂冠。如果不是封建制度的出现使不断衰落的文明得以稳定并增强,这次分裂很可能会无期限地继续,直到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只有武力才能成功地抵抗武力,在每一个危险的关头,总会出现类似的局部抵抗。那些愿意战斗并有能力战斗的人保护了整个共同体,于是,他们要求得到某些特权。他们很快就开始修建城堡,把他们的权力和领地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新的领地很快就被看作是跟其他领地密切联系的载体,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提供军事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教会也是如此,直至11世纪,一个通用的模式奠定了西欧观念的基础:每个个体都隶属于某个阶层,位于这个等级阶梯顶端的,或者是皇帝,或者是教皇,或者是这二者的兼有者。阶梯的最高一级是极具争议的一级;而在最低的那一级上,人人都会被接受。
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尽最大的努力恢复并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并力图终结北方和南方的海盗行径。从西西里到苏格兰的边境地区,欧洲由一些规模不大的军事诸侯国所组成,偶尔有些地方,以一些还算有效的方式,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者被帝国本身整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都被建有防御工事的诸侯国凭借这种保护向商人征取苛捐杂税。而在更和平的环境中,当大型商业城市开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的时候,一场人民与封建诸侯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便开始了。与此同时,教会的野心越来越大,并经历了激烈的兴衰变迁。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最终获得了疆土,直至1870年9月20日才被新兴的意大利王国赶了出去。有了这一领土优势,加上强大的古罗马传统和教会的推动,以及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统治,罗马在再三权衡之后出手,试图抓住欧洲的封建权杖。这一举动遭到了日耳曼帝国(查理曼大帝庞大疆土的分支)的奋力抵抗。由此衍生出了两大党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帝国的支持者和教皇的支持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试图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两派的斗争冲击了德国和意大利。(www.xing528.com)
与封建运动和服务于教会的狂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罗马一度在斗争的间隙成功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它们既包含宗教性质和骑士精神,也带有经济性质。此次东征从过剩的封建军人当中抽调人马,组成了大军,目标是要把圣地从异教徒驻军手里解救出来。帝国东部被宗教战争及屠杀弄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除了加害方,没有留下可记忆的结果。对于一向节俭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无疑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它导致了东方贸易的一次巨大扩张;而西部只好再一次训练东部,并重新回归具有较少宗教情怀、满是怀疑精神的状态。从十字军东征时期末(1270年)算起的250年之后,宗教改革、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是鲜明的事实,而仅次于它们的,应该算是某些新语言的诞生,以及文艺复兴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由上述这些力量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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