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火行为的思考：个人主义的背后

在1928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他们是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来攻击鲁迅的，为了应战，鲁迅也就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他1928年日记本后面所附的“书账”中可以看到：这一年他购买了不少日文本和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在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

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胡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他不但热心阅读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还翻译了一些过来。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明了：他翻译这一类书籍的动机，是那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引起的。他说：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这里说的《文艺政策》，即《苏俄的文艺政策》，是鲁迅于1928年5月间开手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重译的。这本书，以及也是他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都编入了水沫书店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是鲁迅和冯雪峰合作主编的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

《文艺政策》内容是1924年至1925年间俄共（布）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两个文件，以及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卷首有藏原惟人的序言。三篇正文都是苏俄官方关于文艺政策的文件，鲁迅陆续把它们翻译出来，先是刊登在《奔流》月刊上面。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里介绍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可见他翻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于现在的中国，有不有益处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认为对中国的文艺运动有益，至少对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益（这时已经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夕了），他才着手翻译的吧。

他所说的“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的，是指《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即1924年5月9日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这一篇。这一次“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是俄共（布）中央决定召开的，出席者都是文艺领域负主要责任的共产党员（鲁迅的译文是“从极有责任的我们这一路共产主义者所成的本会”）。会上所谓“各派的议论”，主要是指《在岗位上》（拉普的机关刊物，鲁迅译作《那巴斯图》）的编辑瓦尔金（鲁迅译作瓦进）和《红色处女地》杂志主编沃龙斯基（鲁迅译作《赤色新地》、瓦浪斯基）这两派的争论。用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一）的说法，这“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

鲁迅的这个译本是八十年前译出的了，其中用语今天的读者当会觉得不很习惯。我是对照《“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来看的。因此，我就知道了鲁迅译的“穆罗妥夫”即莫洛托夫，“什诺维夫”即季诺维也夫，“斯惠耳陀罗夫”即斯维尔德洛夫，“札德庚”即蔡特金，“《戈伦》”即《熔铁炉》，“《克鲁格》”即《环》。“严刑主义者”即契卡人员，“×××细胞”即共产党支部……可惜的是，这本《“拉普”资料汇编（上）》只译了评议会上的六篇发言，不过对照看了这六篇之后，再看其余各篇就要容易多了。

在瓦尔金（瓦进）的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同志加美纳夫要读什么，是可以随便的，我们聚在这里的一切人，几乎都看着白系的文学，这是因为我们都已有了和这相当的免疫性的，然而我们不将这些一切文学，散布于广大的大众的罢。如果不如此，我国里就也不妨有出版自由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在会上，他的追随者拉斯珂耳涅珂夫在发言中说：“我们不过仅主张这些不相干的，有时还和我们为敌的作家们，在党和苏维埃的印刷品的纸张上，受着殷勤的欢迎的事，应该停止。”（同上书，第337页）这就明目张胆地为苏俄当局取缔出版自由作辩护了。瓦尔金所持的理由是：“对于文学的问题，我们所必要的，是从那及于大众的影响的见地来观察，别的一切见地，在我们，是绝不会有什么决定底意义的。”（同上）

这种以对大众的影响问题为出发点，来限制允许大众获取的信息量，来限制出版自由，鲁迅表示过理解。后来他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一文里谈到苏联会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倍尔德兰出版选集”的事，他说：

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在《文艺政策》一书中还有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和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1925年1月间根据瓦尔金的报告起草的，反映了他的意见，例如说：

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学，不能是中立底，这一定积极底效力于某一阶级。

以为在文学的领域上，各种文学底观念形态底倾向，可以平和底协同，平和底竞争那样的议论，不过是反动的空想。

在现在的条件下，惟文艺，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为了对于中间底要素，要获得主权而在这里开演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最后的舞台的一折。

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的最彻底的反对者，是同志托罗兹基和瓦浪斯基。

这“同路人”的文艺，在那根柢上，却正是和无产阶级革命背道而驰的文学。这些事，是可以用了完全的权利来说的。和这同路人的反革命底要素，以最决定的斗争为必要。（同上书，第525—539页）

这译文有一点费解。例如末一句，《“拉普”资料汇编（上）》的译文是这样：“同路人的文学在根本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对同路人文学的这种反革命因素必须进行最坚定的斗争。”

第二个文件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是1925年6月18日通过的，它没有再采用瓦尔金那些意见了。

这一次俄共（布）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大讨论，发生在列宁去世之后不久（列宁是1921年1月21日去世的）。这次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俄共中央的几位大佬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拉迪克都在这一次评议会上发了言，也听到了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斯大林没有出席评议会，但是对这事是关心的。在《斯大林年谱》里可以看到这样两条材料：(www.xing528.com)

1925年1月10日　写信给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人，谈关于召开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问题。

1925年2月2日　与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代表团谈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301页）

估计这“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人”就是瓦尔金。他敢于在会上正面批评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支持的沃龙斯基。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决议中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的最彻底的反对者，是同志托罗兹基和瓦浪斯基”也正合斯大林的心意。只是世事云谲波诡，变幻莫测，这瓦尔金几个月之后就失宠了。也许是抛出他做替罪羊以挽回一点人心。这一场权力斗争还在继续。鲁迅在前面引过的《〈奔流〉编校后记》里说：“现在是Trotsky，Radek（托洛茨基、拉迪克）都已放逐，Voronsky（沃龙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对于鲁迅翻译介绍这些“科学的艺术论”，瞿秋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鲁迅自己，当年是怀着窃火者的心情着手翻译的，可是后来他对于这事的意义却有了新的思考。尽管一时还无法查明他思考的过程，可是从他1936年2月19日答复一位青年读者的信中，可以知道他思考的结果。夏传经来信问他买书的事，他回信说：“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及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别纸录上”的书单如下：

作　《坟》、《两地书》（信札）（以上北新）《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以上内山）、《故事新编》（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文化生活出版社）

编　《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以上联华）、《引玉集》（苏联木刻）（内山）

译　《壁下译丛》、《思想·山水·人物》、《近世美术史潮论》

（已旧）　（同上）　（太专）

《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以上北新）、《桃色的云》

（绝版）　（同上）　（尚可）

《小约翰》（以上生活）、《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

（好）　（尚可）　（好）

（以上文化）、《十月》（神州国光社）

（尚可）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

（浅）

卢氏《艺术论》、《新兴艺术的诸问题》、普氏《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以上皆被禁止或绝版，无从购买。）

他告诉这一位热心的读者：当年他以窃火者的心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这些书，都属于“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之列了。写这封信之后八个月，他就与世长辞。这应该是他最后反思的结果。

（原载《万象》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