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热心阅读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就是不知道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这位作家。不过我想我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呢。这也难怪，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翻译介绍过来的都是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利季娅的作品不为主流所接受，在她本国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怎么可能介绍到中国来呢。
第一个把她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蓝英年吧。在他出版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这本书里，有两篇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那一篇著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这本十三篇文章（连前言）的书里，这三篇占了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
现在就从她的这篇小说说起。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个寡妇，她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独子科利亚的身上。科利亚也真是个好儿子，在学校里功课好，工作了也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研制出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刀具，连《真理报》也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妇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象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地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www.xing528.com)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伦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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