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解密解析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一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1965年1月14日）里面说：“限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第23页）应该是“限于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

在同一件档案里有：“谢列斯特同志：改善关系不依赖原则性的观点。”（第24页）这句话不知所云。看到同一页下面柯西金说的“等待在原则问题上的让步还是丧失威信”，就可以推测谢列斯特要说的是“改善关系不能依赖原则问题上的让步”。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1965年1月28日）的附件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政府关系问题交换的材料》里面提到“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第28页），应该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1965年2月11日）里，毛泽东对柯西金说：“你们，比方说，还在指出范燕东。你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带领去，去参加他们的大会。”（第36—37页）当时这个级别的政治人物，查找不到一个名叫范燕东的，这里当是误译，请查明另译。

同一件档案下面，柯西金说：“我们愿意恢复和他们（指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写给他们的派遣书都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我们。”（第37页）这里，“派遣书”会不会是“邀请书”之误。

下一页，毛泽东说：“和你们不同，我们不相信广泛和彻底的裁军。在现实中，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世界各处发生。”这话前半句与后半句自相矛盾。

在《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第47页）里，介绍陈毅的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第47页），把“国务院”误译为“国务委员会”了。

在《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1965年3月29日）里说：“今年3月下旬，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宣传资料。”（第63页）从上下文可以知道并非如此，而是“今年3月下旬，北京广播电台转播的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或批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材料。”

同一页提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在《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1965年4月）里面说：“中国政府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授命解决与此相关的所有具体问题。”（第64页）这里，“授命”应该是“受命”。

在《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1965年4月20日以后）里面说：“目前《新华文摘》是宣传分裂的主要武器，除周日外每天都出版。”（第79页）按：《新华文摘》的前身是1949年创刊的《新华月报》（后来改为《新华半月刊》），“文化大革命”中停刊，1981年复刊才改名《新华文摘》，现在是半月刊。这一件档案形成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名为《新华文摘》的刊物，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每天都出版的《新华社新闻稿》。接着下面一段谈到古巴缩减《新华文摘》的发行，说的当也是《新华社新闻稿》。

这一件档案里还谈到苏联的种种对策，其中之一的译文是：“在东南亚的中国殖民地中散发中文版的苏联书籍。”（第79页）这里，“殖民地”当是误译。中国不是一个殖民国家，有什么殖民地？

在《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1965年4月23日）里说：“可不管是在曾北京逗留的柯西金同志，还是越南同志都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第90页）这里，“在曾北京逗留”是“曾在北京逗留”之误。

在《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1965年4月30日）里面列举了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武馆罗曼诺夫”（第92页），显然，“武馆”是“武官”之误。

在《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1965年5月18日）里面说到一本中国的出版物《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第99页），按：它的中文原名是《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在《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1965年6月2日）里面有这样一段：

在同我国大使会谈时，阿富汗、加纳、印度、伊朗、埃及、老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锡兰政府对邀请苏联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和坚定的回答。……除了印度，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第108页）

这一段译文没有表达清楚。省略号之前的那一句表明：那许多国家在同苏联大使会谈时都明确而且坚定地表示了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为什么省略号之后，只有其中两个国家支持了呢？这岂不和上面一句相矛盾了吗？再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年2月1日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的，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退出，埃及将这个国号沿用至1972年，这里将“埃及”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列，是不对的。也许俄文如此？

这一件档案中还说：“根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日本的声明来判断，不排队这些国家对邀请苏联一事持反对态度。”（第109页）这里“排队”显然是“排除”之误。

在《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1965年6月4日）里面说：“朝鲜的报纸刊登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有主要的论战性的编辑文章。”（第110页）这里，“编辑文章”应该是“编辑部文章”。

接着，这篇报告说：

1964年朝鲜《国际生活》杂志第1、3、8、15、16期曾经刊登了那些中国文章“和平共处政策中的两条对立路线”，“苏共领导人——当代最大的分裂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第110页）

这三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篇报告还说：

在朝鲜领导层活动家的发言中已多少有些以新的方式发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的号召。如果以前朝鲜领导对统一的理解仅仅就像无条件承认知道“总方针”那样，那么现在由于朝鲜的宣传中去掉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口号，而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为统一的基础。（第111页）

这里，“总方针”应作“总路线”，即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篇报告还说：“苏联向战斗中的越南人民提供的援助没有被中国领导人诽谤。”（第112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1965年10月1日）里说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前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欧”（第135页），译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苏班德里约”，这个人名在第136页倒数第4行出现的时候，没有错。在第192页又错了一次。

在《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1965年10月18日）里面提到有五个支持苏联的国家“阿富汗、刚果（布拉柴维尔）、伊朗、乌干达、肯尼迪”（第139页）。按：肯尼迪是人名，东非的一个国家名叫肯尼亚。

这个报告还提到一个中非国家“刚果（奥波德维尔）”（第140页），按：这里掉了一个“利”字，当时它的首都叫做“利奥波德维尔”，现在叫做“金沙萨”。

同一行又提到“马尔代夫半岛”，按：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可以称为“马尔代夫群岛”，却不能称为半岛。

在《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1965年10月18日）里面说：

苏丹。今年6月，总理马赫古卜对喀土穆新闻通讯社表示，按照新政府制定的政策，苏联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第141页）

错字了，应该是“苏丹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这个报告的结尾处说：

注：在上述清单中不包括这样一些国家，其政府在同外国官方代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会谈时，和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形式的会谈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达了自己的积极态度。（第141—142页）

“形式”一词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1965年10月28日）（第143页）这个日期肯定错了。因为，文件里有这样的内容：“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的棘手问题。”（第148页）而在1965年6月19日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部长胡阿里·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本·贝拉，自任总统，本·贝拉失去人身自由。原定就要在阿尔及尔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也因而流产。因此可以断定：葛罗米柯的这个文件只能写在6月19日政变发生以前。如果要把这个文件收入该书，就得查明正确的日期。

还要指明的一点是：这个文件和该卷前面所收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1965年6月17日）基本上是同一个文件。把这两个文件逐段对照阅读，就会发现文件的第一第二两个部分有些段落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前面那个文件有一处用省略号表示的地方，译注说：“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第119页）可是这一大段阙文在后一个文件里是译出来了的，见第149页第22行到第150页第24行。而文件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后者要比前者多了许多。看来后者可以包括前者，为了避免重复，似可不收前者。

在后面一个文件里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苏联代表要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绝对维护中国领导层的错误立场，在实施自己的行动路线时不要使会议成为苏中分歧的舞台，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第152页）

“绝对维护中国领导层的错误立场”是什么意思？

这个文件的附件《未来几年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宣传（样稿）》里列举“为本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开展斗争的国家”，有一个“英尾圭亚那”（第154页），显然是“英属圭亚那”之误。

这个附件里又说：“与会国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旨在把巴苏陀兰、斯威土兰和贝块纳合并到南非共和国的要求和计划。”（第155页）这里，“斯威土兰”是“斯威士兰”之误；“贝块纳”是“贝专纳兰”之误，就是1966年独立的博茨瓦纳。附带说一句：巴苏陀兰就是1966年独立的莱索托。

这个附件又说：“隆重宣布发展中国充分享有自己的主权……”（第156页），这里，“发展中国”应该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附件又说：“会议再次重申了所有摆脱了殖民制度的国家拥有因殖民经济剥削给它们造成的损失而损失补偿的权利。”（第157页）“损失补偿的权利”是什么意思？是“获得补偿的权利”吗？

在《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1966年2月1日）里面说：

鉴于1969年为北约组织成立20周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宣布退出北约，一年后宣布废除这一条约。（第167页）

为什么“北约组织成立20周年”就“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宣布退出北约”？为什么“一年后宣布废除这一条约”？事实上北约组织从成立直到现在，并没有一个国家退出，这一条约至今也没有宣布废除，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1966年2月14日）的签名者25人，都是苏联科学界、文学界的大名人。他们提出：“斯大林所做的这一切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民原谅的。”（第171页）签名者在表明本人身份的时候，阿尔奇莫维奇、贾丕才、梁托维奇、麦斯基、萨哈洛夫、斯卡斯金这六位都是“科学院士”（第171—172页），应该译为“科学院院士”或者“苏联科学院院士”。

在《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1966年4月11日）里面，谈到美国军方在火奴鲁鲁开会，编者加注：“火奴鲁鲁（夏威夷岛）”（第179页），其实一个城市名，不注也行。如果要注就要准确，“火奴鲁鲁（夏威夷州首府）”似乎还可以加上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檀香山。

黎笋又说：“整个过程将说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斗争规模，同时也取决于西贡制度内部和美国内部发生的危机。”（第180页）请问：“制度”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www.xing528.com)

勃列日涅夫说的：“让所有关于我们在越南的挑拨和流言都留在那些作者的良心里。”（第181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接着，这一份报告谈到“九三〇”事件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1956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报了关于“临时关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消息，全面关闭华人学校，开除各机关中的亲中分子。（第192页）

“九三〇”事件是1965年9月30日发生的。它所引发的事情只能在这一天之后。这里的“1956年3月25日”必定是“1966年3月25日”之误。同样的错误在这个文件里还有几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一份报告又说：“中国媒体直至今年3月才对迫害华侨提出抗议，而没有关注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牺牲和损失。”（第193页）这里，“右翼”恐怕是“左翼”的误译。

同一页下面一点：“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把印度尼西亚事件评定为‘左翼军官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政变的形式夺权行动’。”这里，“左翼”恐怕是“右翼”的误译。

同一页再下面一点：“在《北京日报》和《工商日报》中把纳苏蒂安评价为‘印度尼西亚军事集团的匪首’，而苏加诺被评价为‘沾满印度尼西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里，“苏加诺”是不是“苏哈托”的误译？

在《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1966年7月20日）里面说：“虽然苏联政府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量军事援助，首先是在组建防空力量方面，这使北约的一些主要地区免受轰炸。”（第199页）这里，“北约”显然是“北越”之误。

同一页下面，两次提到“越南劳动人民党”，不对，那时就叫做“越南劳动党”。

在《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1966年7月25日）里面说：“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试图着手在国际国产主义运动中建立反对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某种阵营。”（第202页）这里，“国际国产主义运动”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误。

这个报告里还说：“同时还刊登了巴基斯坦报纸《黎明报》采访周恩来的文章，文章强调，中国不会主动发起对美国的战争挑唆。”（第204页）请问：“挑唆”一词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在《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6年10月21日）里面说：“1962年9月，由人民会议主席辛格率领的议会访问蒙古。”（第220页）应该是“辛格率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蒙古”。

同一页：“在庆祝民族节日时，协会倡导组织电影播放、照片展览等活动。”电影应该说“放映”，不能说“播放”。

这个报告还说蒙古有“准备参加第二届亚非会议的意愿”。（第223页）是“第二次亚非会议”，不能说“第二届”。

同一页，报告还说：

1960年11月，蒙古发表了关于承认梭发那·富马政府为老挝第一届合法政府的声明。……1951年4月蒙古政府向老挝人民援助了1万米布和30万吨大米。

按时间顺序，这个“1951年4月”恐怕是“1961年4月”吧。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1966年11月26日）这一件档案题文不符。它的内容是苏联的苏中友协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的情况。标题应该改为《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苏中友协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

在《1966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1966年12月）里，摘录的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1966年12月25日给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这个贺电当时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的，完全可以照中文原文录入，没有必要再从俄文翻译回来。像原文里的这些话“……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在本卷里被译成这样：“……充其量是一堆烂泥，而你们是直上云霄的山峰。他们是一群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走狗……”（第230页）可见不如不译。

接着，在同一页摘引了陈毅答日本报纸《赤旗报》问：

……如果他（苏联）真正想援助越南人民，全面、有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那他可以在各方面采取各种方法，牵制美国力量，为了不断地揭露美国在谈判问题上的阴谋。

陈毅的这一篇答记者问，当时也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的。上面这几句话的中文原文是这样的：

如果它真要援助越南人民，本来可以在许多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牵制美国，并且不断揭露美国的和谈阴谋，给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以全面有效的配合和支持。

这也可见重复翻译不如照录原文。举这两个例也就够了。以下就不根据中文原文一一对勘了。

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里面说：“约翰逊和拉斯科已多次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发出了关于协助调解越南冲突的请求。”（第244页）这里，“拉斯科”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的国务卿，当时媒体的译法是译为“腊斯克”，这里应该采用这个公众已经熟悉的译名。这个人在本篇后面还出现过，都是译为“拉斯科”（第246、247页），可是在《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1967年1月10日）这一件档案里提到这个人，却是译为“腊斯克”的。（第299页）在同一本书里，同一个人被译成两个不同的名字，就可能让读者误以为是两个人了。

这个报告说，“如果（我们）成功地签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第246页），用词不当。“签署”应该是“签订”。这个错误下面还出现过（如第251页）。“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应为“核不扩散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又称“防止核扩散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于1968年7月1日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签字，当时有62个国家签字加入。该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于1970年3月正式生效。

这个报告说：“应意大利总统的邀请，波德戈尔内同志将于今年1月前往访问。”（第251页）勃列日涅夫是12月12日作的这个报告，所以只能是“将于明年1月前往访问”了。

这个报告说：“我们绝不应当怜惜自己的力量。”（第262页）用词不当。“怜惜”应该是“吝惜”。

这个报告说：

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内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该党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群众性政党，目前其党员数量超过150万人。意共在国内选举中经常获得25%以上的选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意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地下斗争之后才获得了所有这些成绩的，而当初其人数仅只有数万之众。而其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原因主要在于该党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群众密集的地区，正是该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从而能够确保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第264页）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恐怕这里有误译之处。

这个报告追述往事，说：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6年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中便写道：“我们尤其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做出的）这一决议，即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凡有意愿者便可被吸收入党。难道党就不害怕一些只求功名地位者混入自己的队伍……我们认为让一些有产阶级代表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错误的。”（第277页）

勃列日涅夫说的这个文件，是指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在黄修荣主编，马贵凡、刘宋斌副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里，这里所引的几句是这样译的：

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的决议说：所有希望入党的人都可以被接受入党，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党不怕某些追逐名利的分子钻入党的队伍。……我们认为，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的政权管理是不正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像“参加苏区的政权管理”比起“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要译得好一些。

这个报告说：“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苏中贸易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第279页）这句话不通。“倍”是指跟原数相等的数。怎样用“倍”字，举例来说，原数是1，增加1倍，1加1，就是2了。可见这个“倍”字只能用在增加上，不能用在减少上。如果一定要说减少1倍，1减1，岂不等于0了吗。这里说的“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会不会是缩减到1959年水平的1/5的意思。

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里面说：“我们共和国直接与中国相邻，其边界长约2000公里。”（第285页）说“共同边界长约2000公里”更准确一些。又，下面一行的“哈斯克斯坦”显然是“哈萨克斯坦”之误。

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里面提到“伊犁-哈萨克斯坦州民主青年联盟书记”（第291页），这里的“伊犁-哈萨克斯坦州”应该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主青年联盟书记”会不会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在《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1967年2月15日）里面说到一些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和国防工作已得到很大改善”（第305页），而在下一页出现的是“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工作”，可以知道这里漏落了“教育”二字，文章不通了。

下面又说：“在所有中学、技校和职业学校设立军事教导员。”（第306页）这里，“军事教导员”似宜译作“军训教官”。在中国军队里，教导员是营的政治主官（连是指导员，团以上是政治委员）。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措施》（1967年2月16日）这个文件的副题是“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决议的措施”，内容基本上是逐项复述苏共中央的决议。比方说，“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附属电视广播委员会确保无线电宣传工作的切实有效开展”（第308页），这里“附属”应该是“所属”，甚至“所属”二字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电视广播委员会本来就是部长会议的一个工作机构嘛。苏共中央决议这一条的说法是：“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采取措施提高苏联无线电广播的效力和作用。”（第297页）就没有用“所属”字样。

下面一条：

广泛利用以前的、尤其是中共中央第八次、第十次及其他全会决议，以及毛泽东发表的言论，以揭示毛泽东集团背离了中共以前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决议。（第309页）

苏共中央决议里相对应的一条是这样的：

广泛利用以前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其他全会所做出的决议以及毛泽东以前的讲话，揭露毛泽东集团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苏关系问题上以及世界革命问题上脱离了中共以前做出的决议。（第297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上面译的“中共中央第八次、第十次全会”错了，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同一段文字，出现在相距10页的两处，译文就不一样。

在《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供应急剧减少》（1967年9月25日）里面提到过去朝鲜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锰、矿和石棉”，而“目前”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中有“锰、矿和石棉”（第333页），“矿”在这里不该单立，“锰、矿和石棉”，恐怕应该是“锰矿和石棉”。

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68年4月9日）里面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政府和管理的宪法机关被摧毁”（第344页），同一页下面又提到“政权宪法机关”。这个“宪法机关”是什么意思？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1969年4月2日）里面说：“中国同苏联接壤，并且拥有漫长的边界线。”（第371页）说“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线”似更好。

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1969年5月28日）的附件二里说“根据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第385页），译作“根据《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似更好。

在第十一卷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