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的解解密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1958年4月11日）里提到：“其中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代表团。”（第26页）按，这个党就叫做“意大利社会党”，不叫做“意大利社会主义党”。

在《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1958年4月17日）这一件档案里：

邓小平主动谈到5月1日以后将召开中共八大的例行会议。邓小平指出，根据党章，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他说，由于工作特别紧张，中共中央已将二中全会推后半年。邓小平说，全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第37页）

邓小平说的是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简称八大二次会议。本卷中的好些件档案都与这一次会议有关。这里的“二中全会”和“全会”都应该改为八大二次会议。

在《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1958年5月7日）里说：

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我们国家仍面临着一个首要的任务——“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第40页）

毛泽东的提法是“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53页）

在《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1958年6月15日）这一件档案的最末一段：

在会谈期间，李晨通报说，泰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巴貌目前在本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问题上暂且持中立立场，从其公开言论中看明显看出，他希望置身于各斗争集团之外，这就是说，他既不愿意加入正在当政的吴努集团，也希望与其反对派保持距离。李晨指出，巴貌的上述做法说明，泰国目前当权的吴努政府的地位并不稳固。（第57—58页）

看来这里说的是缅甸的事情，不是泰国的事情。因为吴努是那时缅甸政府的总理，他和泰国的政局没有关系，这里的“泰国”当是“缅甸”的误译。“看明显看出”当是“可明显看出”的误译。

在《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7月1日）这一件档案里说：

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本身实际上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宣传机构。该组织领导人去年曾来过中国，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很多中国活动家周凯申、闻江平和吴茂荪等都曾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该组织的大会。（第63页）

这里，“吴茂荪”没有译错，“周凯申”当是说的周鲠生（1889—1971），而“闻江平”我就想不出是谁了，希望译者能够查明再正确译出。

在《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7月25日）这一件档案里：

照会中蒙古外交部还表明了如下一个观点，即应已苏联1945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标注作为解决中蒙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而根据该地图，一些原本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如今却被中国占据。（第86页）

这一本苏联地图是有利于蒙古、不利于中国的，把中蒙两国的边界线划到中国的领土上来了，当然蒙古外交部愿意“以苏联1945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标注作为解决中蒙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了。不过译文把“以”字错成了“已”字。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是一个很长的文件，其中我遇到了十个问题。第一个是：

例如，在湖北省古仓县的一个生产合作社里，1.8亩（0.1公顷）地就收获了41公担小麦，换算成公顷就是410公担。河南省西坪县“和平”合作社在2亩地里每亩收了36.5公担小麦。（第89页）

按：湖北省没有古仓县，当是谷城县之误；河南省没有西坪县，当是西平县或者遂平县之误。

第二个是：其中说“各省的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第93页），按：当时省人民委员会的首长称为省长，不叫做主席。

第三个问题是：其中说“中国工业从农业从获取80%以上它所需要的原料”（第100页）。这里的第二个“从”字显然是衍文，应删去。

第四个是：

根据新条例的规定，11种税收中的7种——印花税、利息税、牲畜屠宰税、城市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文化娱乐设施税和交通工具占有税——转归地方行政当局管辖，……4种主要的税收——商品流通税、商品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仍由中央直接管辖。（第104页）

查阅195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所载《规定》原文，这11种税收的名称，前面7种是：印花税、利息所有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后面4种是：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

第五个问题是：其中几次提到“合作社的集体基金”（第105页），“集体基金”应译为“公积金”。

第六个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和平宣言”。（第106页）

按：这两个文件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和《和平宣言》。在后面第109页还有两处同样的错误。

第七个问题是：

古大存和冯白驹，来自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他们被免除了省党委书记的职务，但保留着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第107页）

前面已经说过：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应该称为“副省长”。

第八个是在讲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这件事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作了一个报告：

以这两份演说稿开始，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党内以及在自己的整个政治和宣传工作系统内，中国朋友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第109页）

按：《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能称为演说稿，杨献珍的演说稿倒是可以称为文章的。因此“这两份演说稿”应改为“这两篇文章”。

第九个是：

中国人还强调说，南斯拉夫人不敢在自己国家发表那些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的文章，如铁托在拉比纳发表的讲话，并公开出售带有南共联盟纲领的小册子。（第111页）

这里当有脱漏。在“……中国人的文章，”和“如铁托……”之间应该还有这样意思的话：可是中国人却发表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文章。

第十个问题是：

中国朋友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策略是协助他们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帝国主义阴谋，加深日本与美国和蒋介石分子的最佳方法。（第115页）

这里当有脱漏。在“加深日本与美国和蒋介石分子”和“的最佳方法”之间，当有“矛盾”“分歧”之类的意思。

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里，赫鲁晓夫说：

我们接到尤金同您会谈的报告。根据报告判断，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您谈一谈，这样一切都会得到澄清。（第128页）

他就这样说明了来意。可是他接着说“根据同您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如果照这样说，那就是“根据赫鲁晓夫同中国大使刘晓会谈的记录”了。显然这里是把意思弄反了，应该是：“根据您同我国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

赫鲁晓夫又说：“我们让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退休”（第129页），页末有注：“Н·К·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曾任海军总司令。”这条注文有两处不对，一是他的名字和父称是“Н·Г”，二是他没有获得过元帅军衔。接着在第130页上又一次称他做元帅。

赫鲁晓夫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建议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非常昂贵，而建造港口以及舰队停泊的地点也同样花费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否决了。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按照军事技术已经变化的形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军学说的批评。（第129页）

末句译错了，错到使人无法看懂。当时担任翻译的阎明复所保存的会谈记录，这一段是这样的：

有人建议我们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只。造一艘巡洋舰很昂贵，但建港口和舰队停泊处还要贵得多。我们讨论了这项计划，并把它否定了。然而最主要的是，鉴于军事技术状况的改变，我们批判了海军舰队的理论。（《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页）

这就完全可以看得懂了。

赫鲁晓夫又说了：

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停止建造巡洋舰。炮塔已经建造完毕，但还是把他们扔进熔化炉。他们所含的金子还有价值。（第130页）

这几句话在《阎明复回忆录》里面是这样的：

在现时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舰队？我们已经停止建造巡洋舰。把已经造好的炮塔扔进了炼铁炉。其实这是黄金呀。（第475页）

“其实这是黄金呀”是赫鲁晓夫大发感慨的话。档案的译者把它当真了，以为炮塔里真的含有应该熔化回收的金子。

接着，在对斯大林的批判问题上，他们两人有这样的对话：

毛泽东：说了。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不止如此，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还批评我批判斯大林。而现在却是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第135页）

在《阎明复回忆录》里面，这一段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了。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斯大林不仅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他还建立了两个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捍卫了斯大林，但批评了我，因为我批判了斯大林。而现在是相反。

毛泽东：您批判的是别的问题。（第483页）

看来，“您批判的是别的问题”比“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更有内容，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本意。

这一件档案的标题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而在《阎明复回忆录》所载这一次会谈的记录里，都把“长波电台”译成“雷达站”（如第487页）。我不知道哪一个译名更好，提出来向高明请教。

在这一份记录里，毛泽东批评了米高扬在中共“八大”致词的态度，说：

当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的时候，这是一条毫无疑义的真理。但是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米高扬讲话中的有些东西，就类似于老子同儿子的关系。（第139页）

在《阎明复回忆录》里，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但许多东西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讲。而在米高扬的讲话中，有某种类似“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第490页）

这里，“但是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把意思完全弄反了。

毛泽东谈到苏联派来的顾问问题：“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军队政治机关，可我们没有请他来。”（第142页）在《阎明复回忆录》里，写出了这个机关的名字：军队总政治部。（第496页）

赫鲁晓夫说：“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第144页）在《阎明复回忆录》里，“火箭”译成“导弹”（第498页）。好像译成“导弹”更常见一些。这样“火箭”改译为“导弹”的事情在这两本书中还出现了许多次。

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里，毛泽东说：“看上去他们很强，但好像古代中国的一个‘三板斧’英雄，他只能打击三下，之后就失去所有力量。”（第145页）在《阎明复回忆录》里，这几句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装腔作势，程咬金的三板斧，打了之后就没劲了。”（第502页）好像更接近毛泽东的口语。

赫鲁晓夫说：“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接见了印度记者，他们向我提问。”（第156页）这里的“离开北京之前”显然应该是“启程前往北京之前”。

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里提到一件事：

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第168页）

这里说的“对国民党组织清洗”，当时的说法叫做“清党”。(www.xing528.com)

在同一件档案里有这样一段对话：

赫鲁晓夫：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把中国的一个同志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派到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

毛泽东：但是他也不像俄罗斯人啊。

赫鲁晓夫：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要有苏联国籍。我们那里有苏联华侨。

陈毅：是的，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他在日本显然会引起顾忌。

赫鲁晓夫：希望这个人懂俄语。

毛泽东：很难挑选这样的人，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那样显然是无法骗日本人的。不排除，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暴露了。（第176页）

这里毛泽东说的“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表述不清，接着下面周恩来说的“很难找到这样既懂俄语，又懂日语的人”。（第177页）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意。

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1958年8月3日）里，赫鲁晓夫说：“然后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第183页）按：“斯普特尼克”是俄语Спутник（人造卫星）的音译，指的是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卫星1号”。这里“斯普特尼克”译“人造卫星”为好，不宜用人们不熟悉的音译。这件事对毛泽东颇有刺激，当时中国的空间技术还做不到发射人造卫星，于是他把农作物高得离谱的产量（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说成是“放卫星”了。

在赫鲁晓夫谈到他在日内瓦、匈牙利人群中活动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毛泽东说：“斯大林拒绝去日内瓦，但是，我还是想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危险。”（第183页）后面这一句的译文很不好懂。在《阎明复回忆录》里，原来这一句是这样的：“斯大林甚至拒绝去日内瓦，我指的是，没有这样的危险性的情况下。”（第514页）

在《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1958年8月2日）的附件二里有一句说，“台湾是中国领域的一部分”（第180页），“领域”显然应该译为“领土”。又，同一页提到“台北中央科学院”，应该是“台北中央研究院”。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演出》（1958年9月）这一件档案所注明的日期，有编者注：“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第201页）这个推断是错误的。报告中说，他们乐队举办的一次音乐会，“出席音乐会的有以国家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为首的许多领导干部”（第207页）。这里的“国家政协委员会”的准确写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者写简称“全国政协”。查时间，陈毅是在1959年4月29日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副主席的。这个报告不可能写在1959年4月29日以前。乐队是6月24日从哈尔滨飞回苏联的。工作报告当写于6月24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编者将日期推断在1958年9月，是不对的。我以为不如这样注明：1959年6月24日以后。“外交部陈毅”应为“外交部部长陈毅”。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1958年9月5日）里说：“今年6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中国驻京平壤使馆转交了一份备忘录。”（第216页）这里“中国驻京平壤使馆”里的“京”字是衍文，应删去。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1958年9月6日）里说：“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第221页）按：这本书的书名是《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版权页署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保存的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湖南的印数是250000册。

在《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1958年9月9日）里引用了金日成在朝鲜政府的大型招待会上说的话：“在此请允许我再次以全体朝鲜人民向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真诚的感谢。”（第224页）这里文字显然有脱漏，“以全体朝鲜人民”应该是“以全体朝鲜人民的名义”或者“代表全体朝鲜人民”。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1958年9月11日）里面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专家代表团（一行4人）团长曾山同志”（第230页），这里的“曾山”是“曾三”的误译。曾三（1906—1990），湖南益阳人，他是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共中央档案馆馆长。曾山（1899—1972），江西吉安人，当时是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这以前做过商业部部长，这以后做过内务部部长，这些经历都和档案工作没有关系。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1958年9月27日）这一件档案里所说的远东危机是指炮击金门引发的国际局势。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决策：

周恩来继续道，美国人现在正采取措施以便蒋介石分子能够向金门和马祖多增派一些兵力。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好像是亡羊补牢”。（第250页）

这里设有一个编者注：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俄文翻译用的是一句俄国谚语“让病人喝牛奶”——意思是于事无补。故此推断，毛泽东的原话可能是一句成语“亡羊补牢”。

可是“亡羊补牢”这句成语并不是于事无补的意思。《战国策》的原文：“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比喻事后的补救。译文要慎用汉语成语，照俄文直接译出就好了。

同一件档案中：

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幕后外交活动极其活跃。对此表现最为积极的有梅农、哈马尔舍尔德和日本人。（第251页）

这里说的“哈马尔舍尔德”是当时联合国秘书长，通译为“哈马尔舍德”。这个问题在本卷第421页出现过。

在《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这一件档案中：

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第259页）

在《毛泽东年谱》1958年10月2日条可以看到这一篇讲话中文原本的官方记录，对照来看两者的异同，就可以知道译本里“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的“关于收割的”五个字应删去，只说“一个会议”就好了。据《年谱》的注释，这个会议是“指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三卷，第453页）想来也不会在春天开会讨论收割问题的。此外字句上的小小差异还有一些，例如“苦干三年”原作“苦战三年”。《年谱》所载这一篇讲话的摘要相当长，有兴趣的读者大可以拿来同译本对照比较，下面只举几个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第260页）据《年谱》本，原话是：“我们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第454页）

又如：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第260页）

据《年谱》所载，毛泽东的这一段原话是这样的：

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就是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我和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地方管工业的书记开了一次会。（第454页）

两份材料的日期不相符，不知何故。这里用了毛泽东的原话“翻一番”这样的口语，就比译本里“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要生动、更传神，也更准确得多。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提出“翻一番”，就是说要求1958年达到1070万吨，增加了一倍；译本说“增加2倍”，岂不是要求达到1605万吨吗？更加重要的是，毛泽东明确表明：要求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都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是他放的炮。而在译本里，这些都没有了，变成“会上有人问”，也不知道这人是谁，该由谁对这件事负责了。

又如毛泽东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译本里写的是：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第261页）

而《年谱》所载毛泽东的原话是：

人民公社，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一个公。（第455页）

这就比译本不但更简洁更鲜明，而且更清楚更准确。

在《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1958年10月21日）的附件里说，“刘晓向我递交了一份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张奚若同志就‘两个中国’现状问题而起草的备忘录”（第278页）。按：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不叫做“主席”，叫做“主任”。

在《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1958年10月22日）附上了一份发送机构的清单，其中开列的苏联作家联盟、苏联音乐家联盟、苏联艺术家联盟（第282页），通常都是译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音乐家协会”“苏联美术家协会”。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1959年1月16日）里：

金日成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出很大请求，希望在会议召开前或会议结束后接队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进行会谈。（第311页）

这里，“很大请求”太过口语化，“接队”可能是“接见”之误，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1959年1月25日）里，金日成说到的“波兰联合工人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第321页），通常译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

在《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1959年1月25日）里说，报告作者是1958年2月18日到达北京，受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接待。

研究所所长曾昭抡就研究所的工作向我们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先进的实验室的工作。（第323页）

在“曾昭抡”这个人名加有编者注：“此处原文为ЧенТяяоофу（程眺福），当是曾昭抡，1957年曾昭抡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后由柳大纲任代所长。”

我一时无法查明这一位接待报告作者的所长是谁，他的姓名应该怎样翻译。可以断言的是，这个人绝不可能是曾昭抡。因为他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之一。当这苏联专家到中国的时候，他刚刚受过处分，他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研究所所长等等职务一概撤销，更不会给他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了。这个人是谁，希望译者能够查明再正确译出。

在《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1959年3月3日）里提到“波兰联合工人党”（第336页），通常译为“波兰统一工人党”。

在《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1959年5月4日）里：“中方对印度极端分子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展开反击。”（第346页）前面一句说进行了坚决反击，是说已经做了的事情；后面一句说的是将要在未来才展开反击，是说计划中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开始做的事情。请问：这时候究竟是已经反击了，还是计划要反击？又，下面说“上次尼赫鲁面对中方的指控而进行自我辩护，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反击”，这里“收到了”应该改为“受到了”。

在《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1959年5月6日）里：

1959年，为使苏联派遣专家前往蒙古工作，蒙古方面应向苏联提供价值约1700清算卢布的商品——占蒙古向苏联出口额的10%。（第349页）

我缺乏经济学知识。虽然懂得“清算”的意思，懂得“卢布”的意思，却不懂“清算卢布”的意思。如果说，1清算卢布等于1卢布，那么1700卢布这个数目未免太小，前面说过“苏方对所派每位专家的每月实际支出为5300—2800卢布”（第348页），大大高于1700卢布了。可是又说这“1700清算卢布的商品——占蒙古向苏联出口额的10%”。这个数目可又太大了。请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7日）里：

早在1950年，印度政府的照会里就有了想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妨碍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自己主权的企图。（第352页）

这里“实施”应作“行使”。

在《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1959年6月3日）里提到早年苏联一些政府机关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苏联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第363页），应该译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苏联海军事务人民委员部”，它的首长不称为“部长”，而称为“人民委员”。

在这一份报告里还有：“1940年苏联向蒙古借款1740万图格里克，用以在苏方手中赎买窄轨铁路，借款期限20年，年息3厘。”（第366页）“苏联向蒙古借款”这种表述方式，只能理解为苏联是债务人，蒙古是债权人。可是事实正好相反，是苏联借款给蒙古。这样的错误，在这篇报告里有许多处。

在《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1959年8月11日）里提到“各省文化管理局”（第389页），按：中国各省有文化局，或者文化厅，但是没有叫做“文化管理局”的。又，同一件档案里：

夏衍同志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社会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口号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修正他们对社会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正确的理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自然主义——没有梦想和想象。因此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枯燥的、公式化的作品。（第390页）

这里，“社会现实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毛泽东的话，是他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的，原话是：“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46页）

在《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里提到“在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贸易领域和手工业生产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第397页）这句话当时的提法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下文提到的“国家和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第398页），应译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同一页下面，“同1946年相比，1949年煤的开采减少了2倍”（第397页），这句话不通。减少不能用“倍”字。这样说，读者不知道是减少了多少。

在这一个报告里还有：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1959年的发展计划作了如下的调整。（第400页）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中共的总路线问题和消灭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右派的问题。（第401页）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了反党集团的行为，该集团的成员有：彭德怀（前国防部长）、张闻天（前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黄克诚……（第401页）

这三处“第八次代表大会”都是误译，1959年8月2日到16日在庐山举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简称“八届八中全会”。

还有，用“消灭”这个词太重，用“反对”一词就可以了。“反党右派”也得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这一个报告里还有：

1956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今后发展和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发表声明之后（第402页）

按：“1956年10月1日”是“1956年11月1日”之误。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10月30日才发表的。

在这一个报告里还有：

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第404页）

应该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第八卷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