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及解读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的附件里：

即使在封建时代，个别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讨好社会舆论和防止个别官僚做出极端的反人民的举动，也会在自己的宫廷中成立一个国务院，其成员则有权指出国王的错误行为。（第25页）

以中国古代官制为例，职司监察的部门不叫“国务院”，而是叫做“都察院”。

在同一个附件里：

目前绝大多数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第29页）

朝鲜地方行政区划，相当中国省这一级的，不叫做“省”，叫做“道”，例如“咸镜南道”。

在同一个附件里谈到“强制性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结果是300名农民自杀”，至于收购粮食的数量是多少呢？这个附件说，“在这场错误的运动中，当局曾预计要采购300万吨粮食”（第34页），接着又说：“在化肥、劳动力严重匮乏和播种面积缩减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收获相当于战前最高收获量的300万吨粮食的。”这就是说：计划收购量等于战前最高收获量，而且是现在根本无法达到的收获量。计划收购量比总产量还要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实际上收购了多少呢，附件说：“结果共收购粮食2万吨”！只完成计划收购量的0.66%。看来，“预计要采购300万吨粮食”，恐怕是“预计要采购3万吨粮食”的误译。

在《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1956年10月16日）的附件一《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会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落实情况》里：

我们在反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动中……（第45页）

就译为“抗美援朝运动”不好吗？

在同一个附件里：

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在西安一所大学工作的教授——张东荪。他年龄有60多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该教授经常发表虚伪的民主言论。可实际上他是个美国间谍。他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广泛尊重，自以为自己是位专业的哲学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观点，宣扬直觉主义哲学。他一度参加了最高协商委员会的工作。（第46页）

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教授，不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这里的“最高协商委员会”应译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在同一个附件同一页里：

而胡风本人也一贯以文学辩论为掩护进行着（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斗争）。

这里“文学辩论”以译为“文学评论”较好。

在附件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组织情况》里：

陆定一同志说：在上海市党委中，共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高校部、中学部、文学和艺术部。上述4个部的全部活动均由一贯隶属于市党委领导层的委员会统筹负责。

在北京市委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中学部和高等院校委员会。（第52页）

据查，当年中共上海市委所设工作机构中有：宣传部、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教育卫生工作部和文艺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设置的工作机构中有：宣传部、教育部、高等院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都不叫做宣传鼓动部，宣传鼓动部是苏共的机构名称。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里，出席人的名单最后一人“谢波洛夫”（第66页）显然是“谢皮洛夫”的误译。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里，有一条编者注：“受苏联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协助处理波匈事件。”（第68页）代表团到达当天，匈牙利事件才发生，苏联发出邀请时，只是要讨论波兰事件的局势。

在《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1956年12月4日）的附件《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的信息报告》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然在实施事先审查的制度”（第112页），似可译为“预审制度”。

在同一个附件里：

周恩来说：我们反对检察院和其他的司法机构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工作中，其中包括同国家罪犯作斗争，实行集中的、独立的领导。他说，只有通过集体领导，进行仔细调查，实行让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政策，并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才能真正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第113页）

这一段译文无法看懂。周恩来是说反对司法工作中的集中领导吗？他认为集中领导和集体领导是互不相容的吗？真不知道译文里周恩来的这个意思，用法律的语言应该怎样表达。

在《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1956年12月12日）：

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将派唐天基作为军备物资的全权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外贸部进行谈判。（第116页）

这里设有一个页末注：“唐天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据查：“唐天基”应该是“唐天际”的误译。他是1957年5月至196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陈云向布尔加宁写信的时候他还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只是总后勤部的一个高级干部。

在《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里：“今年要更换党组织发的证明文件。”（第121—122页）就说“更换党证”，不好吗？

在《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1957年1月5日）的附件《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里面：

南越政府竭力利用北方的尖锐化局势，来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存在大规模花岗岩的问题。（第138页）

“大规模花岗岩”是什么意思？

在《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1957年1月5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对中共新党章和党加强国家机关与群众联系的组织措施的反响》里：

许多民主人士注意到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过程中有错捕错判以及不正确使用称呼和破坏法制原则的情况的发言。（第144页）

“不正确使用称呼”是什么意思？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批评镇压反革命工作中使用的“逼供信”的方法，说：

……只根据一些片面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草率捕人。捕人以后，又往往轻信犯人的口供，甚至使用肉刑和变相肉刑逼供，相信逼出来的口供，再去捕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

“不正确使用称呼”，是不是把“口供”误译为“称呼”了呢？

同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里面提到“海南省的民主人士”（第145页），按：海南省是1988年才设置的。

同一个附件里：

代表大会之后，资本家发表关于想放弃转入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利息所得的声明数量明显增多了。（第146页）

“转入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利息”规范化的名称就是“定息”。大可以译得简省一点。

同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反响及最近中共在经济部门的措施》里面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改善城市商业管理体制的工作。不久前撤销了采购部，它的机构并入城市供应部。”（第149页）按：“采购部”的全称是“农产品采购部”，“城市供应部”的名称是“城市服务部”。

在《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1957年2月14日）的附件《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1956年工作报告》里说：“去年，虽然国家许多地区规章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第158页）“规章”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在同一页上：“赎买粮食的部分费用由互助委员会负担。”当时并没有一个叫做“互助委员会”的机构。

在同一个附件里提到有一个《人民汉语报》（第159页），我没有听说过这一张报纸，不知道是不是《人民航运报》？

同一个附件里说：

《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资料均多于另两份报纸，原因在于，该报规模比较大，其在莫斯科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站。（第161页）

“在莫斯科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站”这话必定错了。一家报纸怎么会在同一个城市设置三个自己的记者站呢。大约是说人民日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吧。果然，附件的后面说：“《人民日报》在莫斯科拥有自己的三位记者。”（第164页）

在《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7年2月22日）里说：

在巴拉宾斯克机务段，机务段先进的机车司机讲述了自己平均每昼夜驾驶电气机车行驶（注：译文原来误作“行使”）883公里的工作经验。最优秀的机车司机戈连科夫带领同志们参观了他自己驾驶的电气机车，并且说，他现在同助手一起，每昼夜可以运输每公里总重200万吨的货物。（第168页）

按：“每昼夜可以运输每公里总重200万吨的货物”应该译为“每昼夜可以运输200万吨公里的货物”。“吨公里”，货物运输行业的计量单位，1吨货物运输1公里就是1吨公里。如果他运输2265吨货物，行驶了883公里，他就运输了200万吨公里货物了。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57年1月9日）里提到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奉”（第190页），错了一个字：这个人的名字是“金枓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是一个很长的文件，我在其中发现了八处误译。

第一处是：

个别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主主义活动家提出的看法是，匈牙利出现骚乱责任在苏联。（第218页）

这里“民主主义活动家”应该译为“民主人士”。

第二处是：

从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管理局所提供的下列数据（第220页）

按：国务院的这个机构就叫做“外国专家局”。

第三处是：

与1955年相比，中印贸易规模有了极大增长。1956年11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印贸易协议并将1954年支付协议期间延长了一年。（第228页）

按：这一段前后都是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印度尼西亚的简称是印尼，这里单独用一个“印”字，可能产生“印度”的歧义。

第四处是：

早在1956年6月底，泰国政府就予以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泰国新闻报刊对此疑惑不解，为什么泰国要反对对华通商，而一系列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全都在对华进行贸易，并且作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大发横财。（第231页）(www.xing528.com)

读者在这里不能明白泰国的态度。他是要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吗，那么为什么泰国国内的舆论不理解政府反对对华通商呢？译文没有表达清楚。

第五处是：

驻岛美国军事顾问团从1955年的约1700名增加到1965年底的2600—2800名。（第236页）

这里的“1965年”显然是“1956年”之误。

第六处是：

在庆祝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比如，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邵力子就发表了广播讲话。（第237页）

邵力子这时就在北京当他的高级民主人士，怎么会是“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呢。

第七处是：

他所欠的全部金额被如数没收并且归还给了中国朋友。（第245页）

这里，用“追缴”比用“没收”要好些。

第八处是：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镇压匈牙利法西斯暴乱所提供的援助（第255页）。

这里，“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通译为“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1957年4月29日）提到“北京中央艺术学院”（第264页），应该是“中央美术学院”。

在《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里：

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他提出了如下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思想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第274页）

毛泽东的原话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在同一页上提到了来中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希罗基。按：“希罗基”通译为“西罗基”。

在《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1957年6月1日）里提到“苏联作家联合会”（第279页），应该译为“苏联作家协会”。

在《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1957年6月5日）里说：“我受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的邀请”（第282页），按：这个邀请他的机关名称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同一件档案里谈到这个编译局的工作成绩，有“11卷《斯大林选集》”（第283页），按：应该是《斯大林全集》，《选集》不会有11卷之多。

在同一页里说：“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一个生产电子仪器的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工厂。”译为“参观了一个生产电子仪器的公私合营的工厂”就行了。

同一件档案里又说：

根据报纸公布的材料，最近4年，在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33.5%。（第284页）

在四年的长时间里商品的价格不变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的“在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应该译为“按不变价格计算”。“不变价格”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词条：

计算或比较各年工、农业产品总产值时，用某一时期的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不变价格。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用1952年第三季度的产品平均价格为不变价格。也叫做比较价格或可比价格。

在《〈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1957年8月9日）里说：

《真理报》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来自中国材料的内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指示——引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反响。（第301页）

这三篇文件的中文标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在《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里面说：

第二，毛泽东说，在草案中说到，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他说，应当为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怀疑。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在声明中最好采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一般性的提法，说明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党人，而且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为和平、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流派等等日益接近。他说，不应当仅仅突出提到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第330页）

据这次会谈时担任翻译的阎明复说，这里的“社会党”应该是“社会民主党”。《阎明复回忆录》里面有这一次会谈的记载：

毛主席还是兴致勃勃，接着与尤金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的问题。

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宣言》不仅应该只强调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问题，而且还应该采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即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来，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主席同意苏联原来那个《宣言》提纲里面提出来的“要团结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团结社会民主党人的目的主要是争取社会民主党人队伍和他们后边的群众，那么当然也包括了争取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开明人士，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页）

可见，这里的“社会党”原来是“社会民主党”。

在《苏中代表团会谈纪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合作计划草案》（1957年11月23日）里说：“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农业发展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第357页），按：这一个文件准确的标题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在《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17日）里面说：

在1948年就是这么办的，当时我们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撤出苏军，同时致函美国政府撤出美军。苏联政府立即同意，并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南朝鲜，美国的撤军拖延到1949年中期。（第368页）

这里说的“苏联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南朝鲜”的“南”字应删去。苏军并没有驻扎在南朝鲜。

在《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1957年12月27日）的附件《与中国文化和宣传领导干部钱俊瑞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里，钱俊瑞向苏联人介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他说：

今年4月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口号。右派分子谴责了这一口号，并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诬蔑性运动。（第371页）

按：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不是提出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口号。右派分子也并没有“谴责了”这一口号，当年对右派分子的批判，都是说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起了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在这个文件里，有好几处把“整风运动”这个专有名词误译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就不一一指出了。

在同一页，钱俊瑞又说：

在中国，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估计有500万。

这里，“老一代”三字没有根据。据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供的数字，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8页），他这话是1957年说的，这500万知识分子，既包括旧中国留下来的，也包括共产党执政以后自己培养出来的那些普通知识分子。

这篇译文里举出了三个右派分子学者的名字——常振海、梅海宗和陈达（第372页），这里陈达是著名社会学家，没有问题。另外两人却不见经传。不知道是不是说经济学家陈振汉（北京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雷海宗（南开大学教授），这两位都是著名的学者、著名的右派分子。是不是这两个，希望译者能够查明而正确译出。

这篇译文里，又把“农工民主党”误译为“工农民主党”，把“民主同盟”误译为“民主联盟”。（第372页）

钱俊瑞还说了：

如果右派分子不再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那么他们将不会受到追究并保留其公民权，仍可以继续保留中共党员身份，调到其他工作岗位继续工作。（第373页）

可是，毛泽东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里说的是：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486页）

明确表示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开除党籍。这个文件钱俊瑞肯定看过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反着说。如果翻译没有错误，似应加注说明。

在《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1958年1月10日）里说：

在浙江省党组织中揭露出了一些敌对分子，其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汉。（第381页）

沙文汉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候的职务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没有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在同一件档案里：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中国企业工资等级和劳动工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方面也有不少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是采用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第382页）

不知道“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是什么意思。我猜想，原文的意思大约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办法”。

在同一页里，薄一波说：

资本家毕竟主要靠工资生活，即主要靠定息生活。

这里，“工资”显然是“资本”之误。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1958年3月1日）这一件档案（第416—418页），实际上是前面《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1958年2月5日）那一件档案（第395—399页）的摘要。先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从中国外交部得到了这一份情报，即呈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即据以摘要转呈苏共中央。该书已经选编了前一个文件，这一个摘要就不必重复收入了。

对于《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1958年3月8日）可以说三件事。第一件，其中提到“40条纲要”（第420页），它的准确的标题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件，薄一波说：“目前，除辽宁外所有省份的农产品总量均超过工业品总量。”（第423页）这里，“总量”应译为“总值”。工农业产品的“总量”是无从比较的，只有在转换为货币以后才好拿来比较。第三件，又有好几处把“整风运动”这个专有名词误译为“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第424页）了。

在第七卷，我见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