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真相：不是肃清，而是肃反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本卷第一个文件《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译文的标题（第11页）就弄错了：茹科夫是苏联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文件内容也是关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而不是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在《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西藏的民主改革》里说：

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第37页）

这个文件的准确标题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是《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同一页下面：不对。这个协议第一条的原文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协议的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同一个文件下面：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第41页）

不对。这个协议第八条的原文是：“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是“逐步”，不是“逐渐”。

同一个文件下面，再一次把这个协议的标题《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错成了《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了。（第43页）

同一个文件下面：“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第48页）这里，“中央少数民族学院”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误译。

同一个文件下面：“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第50页）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中国佛教协会”，不应译为“中国佛教徒协会”。又，它是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成立的，不是1954年，假如原文为1954年，当然不能改动原文，可以加注说明。

在同一件档案的另一附件《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里说：

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第54页）

这里的“中国驻西藏代表处”显然应该说“中央驻西藏代表处”。

同一页下面：“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这里的“文学资料”应该是“文字资料”之误。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这一件档案译文的标题（第60页），又把印度尼西亚错成了印度，文件内容是说他出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是孙中山的两个电报：第一个电报有标题《孙逸仙致苏联俄罗斯驻北京代表电报》（1924年1月24日于上海）；第二个电报没有标题，只写明了收件人是“尊敬的契切林同志”。（第68页）。

现在人们可以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里看到第一个电报的中文原件，标题是《复苏联代表加拉罕电》，文末注明出处是：“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七号《附录》《复北京全俄苏维埃代表加拉罕电》。”（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0—131页）既然容易得到中文原件，就不必再从俄文翻译回来了，而且译文还有可能出错。如原文说的“文谨代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句，译文是：“我仅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文”是孙中山的自称，不能改为“我”的；译文还把“谨”字错成了“仅”字。

第二个电报见于《孙中山集外集》，标题是《致齐契林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423页），文末注明的出处是：“据《没有发表过的孙逸仙文件》，《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4日。”比较起来，当年《人民日报》的译文要简洁一些。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的附件《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当时陆定一的身份不仅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且是领导肃反运动的中央十人小组组长。他向苏联大使详细介绍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荼进行的肃反运动的情况。可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文件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肃反运动”这个正式文件中规定的名称，而用的却是毫无文献根据的“肃清运动”，例如：“说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的问题时，陆定一说……”（第75页）“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四个阶段”（第76页）。在这个文件里，译者把所有的“肃反”都译成“肃清”了。这里这些“肃清运动”显然都是必须译为“肃反运动”的。

为了开展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在1955年7月1日、8月25日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七一指示”）和《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陆定一向苏联大使通报的主要就是这两个指示的内容和三四个月以来肃反运动进行的情况。

一开始，陆定一就说明来意：

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第74页）

其实他要说的是，今天他想讲述的就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内部肃反运动这个问题。

陆定一说的：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第75页）

据当年下发的文件，这里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应该译为“反革命集团”，“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应该译为“反动小集团”，“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应该译为“思想落后小集团”。这个译本没有按照当时正式规定的称呼，而是在意译。

在什么范围内开展这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呢？陆定一说的是：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第74页）

这就是介绍8月25日那个指示里的规定：

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不包括工商联）的机关，高等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小学校（包括教职员工，不包括学生），军队、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包括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均须无例外地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译者把“工商联”误译为“工商协会”了。比起8月25日这个《指示》来，陆定一还多谈了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要不要列入肃反运动范围的问题。他说的是：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至于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不论他们是否在国家机关工作，一概都要审查。不过他用“清洗”一词是不对的，应该用“清查”。

文件的最后部分是答问：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进行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第79页）

问的是军队里肃反运动如何进行。这里译文中的“指战员”一词显然是误译。所谓“指战员”，就是军队里的指挥员（军官）和战斗员（普通士兵）的合称。这里把“指战员”和“普通战士”并列起来，恐怕是不懂得“指战员”的意思。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里说：

编译局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选集》第1、2、3、8、9、10和11卷……（第81页）

不对。不是《斯大林选集》，是《斯大林全集》。《选集》没有这么多卷数。

同一页下面：

编译局每月出版《学习》杂志。

不对。《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的。编译局出版的是《学习译丛》。

同一件附件中：

《列宁选举》第33卷……（第82页）

大约是要打《列宁选集》，却打出《列宁选举》来了。其实《列宁选集》也是错了。只能是《列宁全集》，《选集》没有这么多卷数。

在《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这一件档案中：

刘少奇在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第86页）

据《刘少奇年谱》，应该是“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发言……”

在同一件档案中：

尼赫鲁在致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和各州第一部长的密信中写道（第88页）

印度的行政区划是分为二十五个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其中之一，不能叫“查谟和克什米尔州”。

在《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这一件档案中：

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团了解了北京市、大连市和上海市团委，云南省团委员会、北京汽车修理厂和车辆修理厂，重庆压缩机厂和冶金厂、上海第一冶金厂和丝织厂，沈阳机床制造厂，武汉、大连等机务段，大兴姑（辽宁省）和新陆乡（广东省）农业合作社团组织等部分青年团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第95页）

这里的“大兴姑”是指哪里？

在同一件档案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顾问马雷舍夫同志（第98页）

当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1956年5月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从来没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

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与陈云同志的会谈记录：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的开头一句：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以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第99页）

规范的提法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译者是把“商业”意译为“贸易方面”了。

同一个附件里提到“收入税”（第100页），应该译为“所得税”。

还是在同一个附件里：从上下文看，这里“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恐怕是把意思译反了。原文的意思大概是要说“所有的私人企业都被我们掐着了脖子”。还有，“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原来说的想必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

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时间，这将一起进行。（第101页）

在《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这一件档案中：

代表团成员们学习了苏联外交部机关的结构和工作经验。（第111页）

中国公安部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学习，对口单位应该是苏联内务部，怎么跑到苏联外交部去了呢？同样的错误在下一页还有一处。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与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的会谈》里：

许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进行了农业改革，涉及250万人。（第117页）

这里，“农业改革”应该译为“土地改革”。

同一档案的另一个附件《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杜润生同志的会谈》（第121页），当时杜润生任职的单位并不是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的机构，他是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农村办公室合署办公，没有另设机构。

另一个附件《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会谈》：

现在新华社每天以6万字的量发布公开新闻：以无线电报方式发送4万字，邮寄发送给需求者2万字。这样的信息量中内部新闻为60%，国外新闻为40%。

新华社每天给各地方报纸发送的材料约为750万字，其中350万字为口述笔录传送，剩下的以无线电报方式。（第122页）

新华社每天的发稿字数，刚刚说了6万，接着又说750万，这两个数字应该是各有所指，没有交代清楚。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这一件档案里提到的“波兰联合工人党”应该译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应该译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40页）。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月10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报告》里，提到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有“中学管理局副局长”“小学管理局教学部主任”（第144页）。按：中国教育部机构的设置，是“中学教育司”“小学教育司”。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6年1月20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里说到中国“国家统计管理局”（第159页）。按：这一个机构就叫做“国家统计局”。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1956年1月24日）这一件档案中：

1955年，国内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刻地触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第165页）

按：1955年开展的是内部肃反运动，不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下一页：

从而割断了资本家与生产资料之间赖以为系的纽带。（第166页）

打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赖以维系”。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1956年2月7日）这一件档案中说：请问：“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它准确的名称是这样的吗？

1956年3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第179页）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这一件档案有两条“原注”，一条说：

4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中止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通报。这份通报指出……（第200页页末）

另一条说：

在4月13日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中谈到了以下内容……（第201页页末）(www.xing528.com)

同一件事情，却有两个日期。请问：是4月18日对呢，还是4月13日对？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这一件档案中：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第206页）

这里，斯大林这一份电报的署名，译文说的以“联共（布）”名义发来，是错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关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

在同一件档案中：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第205页）

这里的“六点方案”，应该译为“六大纲领”，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下面的“十点方案”，应该译为“十大纲领”，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这里的“南方局”错了，应该是“长江局”。

在同一件档案中：

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第205页）

这一段话显然有误。我们知道：中共七大是1945年开的，以后4年是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是紧张的解放战争，不可能在党内进行什么“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这里说的想必是中共七大以前的四年，也就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后，经过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到了中共七大开会的时候，确实有几个犯过“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人认了错。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5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苏联专家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里：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旨在更深入地阐述历次苏共中央代表大会、讨论会和全会等历史性决议。（第212页）

恐怕应该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旨在更深入地阐述历次苏共代表大会、讨论会和中央全会等历史性决议。

同一个附件里：

普希金的诗作——《恰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第213页）

后者应该是普希金的名作《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同一个附件里：

斯大林著作“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第215页）

斯大林这一部著作的中文译本，书名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收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75页。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1956年4月9日）这一件档案中：

我说，我国政府知道总统是电影爱好者，因而委托我向总统赠送两部彩色电影。第一部是《乌克兰在歌唱》，第二部是被检察机关禁止的《勇敢的学校》，但我表示相信，检察机关的禁令不涉及国家元首。（第223页）

检察机关属于司法系统，而负责查禁书刊影片的是检查机关。这里的两处“检察机关”都应该改为“检查机关”。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6年4月9日）这一件档案中：

1955年1月31日在伦敦召开了大不列颠各国首相会议（第226页）

“大不列颠各国首相会议”应该译为“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紧接着下面第229页上面，“1955年1月底至2月初，在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没有译错。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1956年4月17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一处地方把苏联外交部的远东司错成“远东局”了（第245页倒数第9行）。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1956年4月28日）这一件档案中：

钟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大使馆已经以中国穆斯林文化同盟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各穆斯林政党……发出邀请。（第256页）

那时并没有一个名叫“中国穆斯林文化同盟”的机构，想必是“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误译。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1956年5月2日）这一件档案中：

我给毛泽东谈了我对尼赫鲁两本著作《开发印度》和《自传》的印象。（第261页）

《开发印度》这本书中文译本的书名是《印度的发现》。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1956年5月5日）这一件档案中介绍成员情况：

戈宝权（代表团副团长和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管理局负责人和中国作协对外委员会委员，《外国文学》杂志编委。（第263页）

中国作家协会没有设立管理局。戈宝权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张维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二分部副部长。（第263页）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没有第二分部的设置，是不是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分管农业互助合作的第二处？

下面，代表团在苏联活动的安排中：

7.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千家驹作《关于中国在工、商、手工业领域的社会主义变革》。（第264页）

千家驹的原稿我查不到，用当时标准的语言来翻译这个题目，似乎可以译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1956年5月7日）这一件档案中：

尽管“不引起冲突”的理论已经在理论战线遭到了我们的批判（第268页）

“不引起冲突”的理论应该译为“无冲突论”。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1956年6月7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标题——《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的信给苏联对华大使的指示》（第377页），这里面的“对华大使”显然是“驻华大使”之误。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1956年6月27日）这一件当中：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的12年的发展农业大纲中（第280页）

这里的“12年的发展农业大纲”是指毛泽东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发展农业大纲”应该译为“农业发展纲要”。

同一件档案的附件《刘少奇同志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会谈纪要》里：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造了205个项目（第283页）

这一句如果译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帮助我国建造了205个项目”，就不会误会这是在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了。

在这一个附件里，刘少奇还说了：

列宁在当时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二步》，现在可以写本书《退一步，进二步》。（第285页）

列宁这一部著作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进一步，退两步》。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这一件档案中，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的大清洗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件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第292页）

根据查明的绝对数字：苏共十七大正式代表1225人，杀了1108人，即杀了90%；苏共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39人，杀了98人，即杀了70%。所以这一段译文与事实有一点出入：如果要说十七大代表被杀的就不是70%而是90%；如果要说杀了70%，那就不是指十七大代表，而是指十七届中央委员。不知道是不是赫鲁晓夫自己没有说清楚。

在同一件档案中，赫鲁晓夫谈到他的秘密报告在波兰泄密的事：

当时在波兰的法国朋友通报说，看到陪同他们的波兰同志口袋里有赫鲁晓夫的报告，而美国人声称，在波兰赫鲁晓夫的报告值230兹罗提（赫鲁晓夫风趣地说：我对奥哈布同志说，你们对我的报告作价太便宜了）。仅在克拉科省就发现我的报告短缺17本。（第294页）

“克拉科省”应该是“克拉科夫省”。

同一件档案中，赫鲁晓夫谈东欧各国情况：

保加利亚情况也不错。领导机构免去了协尔文科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他干了不少蠢事，但他是个诚实的好同志，应当支持他。（第297页）

“协尔文科夫”通译为“契尔文科夫”。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1956年7月26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人数逐年增长的统计表：

1950年末——9790人

1952年6月末——24880人

1954年4月末——38000人

1956年4月末——大约45000人

1956年末——估计8000人（第304页）

人数在逐渐增加，都是后面一个数字大于前面一个数字。为什么在1956年4月末的时候已经达到大约45000人了，而过了八个月，到了1956年末，人数反而减少，估计只有8000人了呢？我想，“1956年末——估计8000人”应该是“到1956年末——估计再增加8000人”。这才说得通了。

同一件档案中谈到中国这些民主党派，“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第305页），这句话显然应该是：“他们参加了中共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同一页下面谈到有两个没有参加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小党派，“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这里的“民族社会党”是以张君劢为党魁的“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误译。他们和曾琦、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一起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同一页下面又说到“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这里的“保证利息”应该译为“定息”。

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说”一词不能这样用，原文会不会是“思想意识”之类的意思？

下一页：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

这里，“民主活动家”应该译为“民主人士”。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1956年8月8日）这一件档案里说到这一位介绍访谈的干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第311页），按：国务院所属的各个部，设有“司”这一级机构；中共中央的各部不设司，在这一件档案涉及的那时是设处，现在是设局。这里的“科学司”应该译为“科学处”。据我所知，那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是于光远，不知道这一位林江琴当时的职务是什么。

又，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谈纪要》里说到毛泽东的三篇著作，其中有一篇《党的正确工作作风》（第314页），按：这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时候，标题是《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后来编入《整风文献》也是这个标题。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时候，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了。

同一个附件里说：“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和执政党都有好处。”（第315页）共产党就是执政党，怎么用“和”字呢？请查原文，看原文是什么意思。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1956年9月4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一《美国的对华政策》里引用了一份联合国的文件，其中说：

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本届第10次例会上，对上一年度任何关于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或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供席位的提案都不予审理。（第350页）

显然，这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排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误译。

在同一个附件里：

这样一来，杜鲁门1950年的指示中关于美国舰队“保护”台湾的那部分内容就完全生效了。（第351页）

这里，“生效”当是“失效”之误。

在附件二《英国对华政策》里说：“当时英国官方政府是支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政策的。”（第354页）这里，“官方”与“政府”重复，必去其一。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5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里提到“中国民主界人士的著名代表宋庆龄”（第361页），“民主人士”不能称为“民主界人士”。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1956年9月11日）这一件档案里提到那时台湾的小党派，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第368页），错了。这是“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误译。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1956年9月27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里提到“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第380页），这里的“政治教育管理局”应该译为“政治教育司”。

在这一卷里，我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