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问题与思想战线斗争：解密问题的意义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五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年3月6日）这一件档案中：

张闻天提到，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邀请民主越南的代表，还要邀请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而不要把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会包括在越南代表团中。（第25页）

这里的“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会”想必是“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团”的笔误。

在《柏林会议讨论备忘录：关于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问题》（1954年4月15日）这一件档案中：

杜勒斯在1月27日的发言中再次声称，美国拒绝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他援引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并坚持认为柏林四国会议只能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第64页）

人们知道的是，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这也就是所谓“五大国一致的原则”。这里杜勒斯说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档案原文有“放弃”这个词吗？

在《尤申致佐林通报：改进新疆股份公司工作问题》（1954年6月28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这两个股份公司的总经理涅列京同志和沃斯克列先斯基同志”（第77页），可是在下一件档案《费德林致卡赞斯基电：外贸部改进苏中股份公司工作的措施》（1954年7月5日）里说：“已派沃斯列先斯基同志去担任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总经理。”（第78页）同一个人名，既译成“沃斯克列先斯基”，又译成“沃斯列先斯基”，应该统一。

在《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张闻天提交苏联外交部的问题》（1954年11月18日）这一件档案中，张闻天问的问题有这样一个：

7.在苏联外交部中除了党的委员会外，是否还存在党小组？（第169页）

这里的“党小组”应该译为“党组”。

在《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12月28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中方委员会代理科学秘书，崔义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部副部长。”（第19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部”应该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在《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这一件档案中，陆定一说：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宣部就目前意识形态战线进行的争论问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在卷入争议的各组织（中国作协、学院和高校等）进行了讨论，现正在中共中央进行审批。（第195页）

那时中国的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和学院，所以学院不能和高校并列。括号里与高校并列的“学院”，可能是中国科学院，它的文学研究所正是当年批判胡风的主力单位之一。

同一件档案中说胡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管理局成员，《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第196页）中国作家协会并没有管理局这个机构。当时胡风是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在同一页中转述胡风的文艺观点：“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主观精神’。”这里“主观精神”应该是“主观战斗精神”，这是胡风的原话。

同一件档案中说：

在政治经济领域正就当前中国过渡阶段的经济规律问题展开一场广泛的辩论。（第197页）

按照当时的提法，“过渡阶段”应该译为“过渡时期”。

同一件档案中：

对于利哈乔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否参加辩论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这些党的党员正在参加辩论。至于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内部关于辩论讨论的问题，只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人数较多的党派内进行（例如，九三学社、民主建设党等）。（第198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是有一个九三学社，还有一个工商界人士而非知识分子的组织“民主建国会”，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名叫“民主建设党”的，陆定一说的是哪一个民主党派，应该是可以查明译出的。

在《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译名，在本卷里，还多次出现，都是这样译的。可是当年的报纸上都是译为“哈马尔舍德”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第201页）

同一件档案中：

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第202页）

从上下文看，“并非害怕我们”当是“并非常害怕我们”之误。

在《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5%，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取消了农民的实物税。肉类计划交售也予以取消。三年计划提出了大力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和文化生活状况，为取消票证制和从定量供给向全面贸易过渡的任务。

但是，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对广大居民来说仍是高不可及。商品价格比定量供应高出10倍多，市场价格还不断上涨。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月均工资为800—900元，熟练工人的工资为1200—1300元，而一双胶鞋的非配给价格为400—450元，1米棉布的价格为380—400元，一套粗制衣服要2.5万—3万元，棉袄要2000—3000元，日用皂要300元。目前名义上维持着1949年的工资水平，而国家的非配给商品的价格比1949年提高了2—3倍。（第207页）

这些事情，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经验，知道自由市场的商品比凭证供应的要贵许多。所以这一段文章一看就懂得。不过也有问题：棉袄才要2000—3000元，为什么一套粗制衣服要比棉袄贵上十倍，倒要2.5万—3万元呢。紧接着下面的一段就不好懂了：(www.xing528.com)

1954年计划降低价格275万元，实际上只降低了850万—9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超出计划20亿元（660万卢布）。

不知道有不有一个读者能够懂得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按照文章作法：计划了一个数字，而“实际上只”完成多少，那就是说实际上完成的数字要少一些。可是在这里，计划数是275万，而实际完成数是850万—900万，是计划数的3倍以上。这是什么意思？还有，降低了价格，政府通过出售商品回收的货币就减少了，对于财政收入来说，应该是一笔“负增长”，怎么可以把“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呢，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令人费解的，据说这笔数字还很大，“超出计划20亿元”，而前面提出的850万—900万，比起20亿元来，1%都不到，这20亿元如果是币种换算来的，前文的“万元”也应该是“万卢布”，这要统一起来应该不难。

在《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1954年苏联新闻局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报告》里说“10月份，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建立了联系”（第251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4年9月30日改组为国务院，此时已不存在，“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应该译为“国务院下属的广播事业局”。

同一件材料中：“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几乎未涉及一些新建筑领域（除了几座最大型的小电站之外）”（第253页）。这里，“最大型的小电站”显然是“最大型的水电站”之误。

这一件档案还有两篇附件，是当时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新闻日报》上的文章，我想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找出原报录入并不难，没有必要再从俄文译本翻译回来。这样经过两次翻译就难免出错，例如：“他们想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购买国债”（第255页），这里“国债”在原文里当是“公债”。

在《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第66页）。这里“中共中央南方局”应该译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毛泽东要尤金转交给苏共中央的三份中共中央文件。本卷将这三个文件译出作为附件收入。译者没有注意到，这三个文件中有两个已经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里面了，完全可以直接据以录入，不必另行翻译。经过中译俄再又俄译中这两道程序，就难免有失真之处了。

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里，把“民主人士”都译成“民主活动家”（第287页），《指示》原文说的“这种忽视统一战线和爱好清一色的倾向，是不符合于当前党的总路线的”，被译成“忽视统一战线和迷信一党制的倾向不符合当前党的总路线”（第288页）。《指示》原文说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共为四十七人，其中非党员共为十三人，占全数的百分之二五点五”。这里说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就是说的内阁阁员那个级别的领导人员。解密档案把这一段话译成“国务院的47人中非党员13人，占国务院总人数的25.5%”。（第289页）译文没有表示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意思，只说“国务院的47人”，接着更说“国务院总人数”，显然就是指国务院的大小各级职员，这应该是数以百千计的，难怪编者在这里加注：“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还有，这个《指示》原件标明的日期是“1955年1月17日”，不知道为什么译本标明的是“1955年2月17日”（第287页）。

毛泽东让尤金转交苏共中央的文件里还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所载《指示》原件和解密档案译本作对照，就看到文件的标题被译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　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第296页）。把原文中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译成“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政策”，和原意就并不相符了。标准的提法，应该是按照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说的“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而不是这里翻译的“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我不知道，在俄文里，“计划”和“集中”是不是同一个词。

还有，这个《指示》原文说：

统购数字过小，就不仅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证约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和每年都有几千万灾区农民的需要。

译文是这样的：

如果集中采购的数额定得过低，就不仅无法确保国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而且势必无法保证近五千万农民的粮食消费——因为这些农民的粮食产量不够，所在地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上千万农民分布在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第296—297页）

原件说的是两个五千万（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译成只有一个五千万了，而且把种植经济作物解释成缺粮的原因。

毛泽东让尤金转交苏共中央的文件里还有一个《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这一件没有收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书中，在档案馆应该可以查找到原件的。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的内容分为八小节：一、工业　二、农业　三、居民生活水平　四、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五、朝中关系　六、朝鲜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七、南朝鲜　八、建议（第313—319页）。编者注明：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七小节“略去未译”。读者是不会为没有看到略去的几小节感到遗憾的，因为他在本卷前面已经看过了。因为，这是一个重复收入的文件。在前面《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第204—213页）就是这一个文件。不过缺少了讲朝中关系的一小节，其余七小节是全部译出了的。把这两篇加起来，除去重复的三节，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件了。

在这一件档案里还说到了同中国人关系深一点的朝鲜干部受到整肃的情况：

朝鲜的著名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第316页）

这里的“通讯相”，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录》所载他的简历，应该译为“递信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到的“工业燃料部”（第342页）应该是“燃料工业部”。

在《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这一件档案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第355页）

错了。应该是“在离开北京赴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他不是说“两个指挥部”，而是说“两个司令部”。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这一件档案（第358—362页）和前面的《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指示》（1954年8月）那一件（第103—108页）是同一个文件。只要看文件末尾的档案号，都是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就知道这是同一件档案了。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收入书中。尤其奇怪的是，两篇都有一个意思相同的题注，在第103页的题注是：“所收集的这份档案应该是某文件的附件，上面既没有文件起草人，也没有起草时间。这里所标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测的。”在第358页的题注是：“所收集的档案是某文件的附件，未标明文件时间、作者和呈送对象，其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断的。”两件内容完全一样，凭什么把一件推测为1954年8月，标明序号No.10151，而另一件推断为1955年6月，标明序号No.11440呢。

在《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这一件档案中：

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有1183人，其中中共党员482人，中共预备党员96人，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577人，无党派28人。（第363页）

这里，“中共预备党员”应该译为“中共候补党员”。这时用的应该是“候补党员”这个称呼，依据是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1956年9月26日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才改用“预备党员”这个称呼。又，“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应该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原件也收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里了。原来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在第五卷里，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