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我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里发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1951年9月）这一件档案中：
7月3日，李奇微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金日成和彭德怀提出建议，为“确保有效地调解与第一次会晤有关的各种细节”，举行联络官的预先会晤。同时在呼吁书中还指明，关于休战条件的协定应该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签署。这样一来，还是在谈判开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确定了与苏联方面的建议背道而驰的谈判方向。在与李奇微进行会晤时，葛罗米柯同志已经表达了苏联方面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前，应该签署一个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临时军事协定。（第21页）
按照这种表述方式，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有过直接的会晤，并且向他当面表达了苏联方面的建议。事实上，李是军人，葛是外交官，二人从来没有过直接的会晤。
在同一件档案中：
在8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分委员会以进一步非正式审议分界线的问题。看来，美国代表团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分委员会人员组成比较少，比较容易弄清对手的意图，而谈判级别降低（分委员会一建立全体会议就中止）就提供了把谈判彻底引入死胡同的机会，中朝方面则希望，美国人关于建立分委员会的建议是为寻找合适的妥协而提出的。（第26页）
这里的“分委员会”在当时的媒体是译为“小组委员会”的。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发停战谈判第25号简报》（1951年8月16日）这一件档案的第二条正是说的这件事：
二、敌方建议，双方各派1名代表和2名助手（其中包括翻译）组成小组委员会，以便就第二项议程交换意见，并拟定双方代表团摆脱僵局的建议。（第3卷第430页）
本卷后面多处用的都是“小组委员会”，只有这一处用的是“分委员会”。
在《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1951年9—10月）这一件档案中：
晚间，我与卡巴列夫斯基去城里转，看到了商贸集市。我们偶然地来到了民间戏院或音乐厅。这里非常有意思，不过尽管遭到巴列夫斯基的反对，我还是决定离开。（第59页）
这里的“巴列夫斯基”应该是“卡巴列夫斯基”，掉了一个“卡”字。
在同一件档案中：“午餐后去科技知识传播协会开了一个会”（第60页），这里的“科技知识传播协会”，正式的名称是“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1951年10月）这一件档案中有这样一句：“根据中国全国工联的数据材料……”（第64页）这里的“中国全国工联”应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误译。
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1951年10月25日）这一件档案中，所转发的李克农的电报里有这样一段：
三、当前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我军占领了2460平方公里的地区。根据您指示的方案，由于军队后撤，则我军所占地区只剩下1880平方公里。敌军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地区面积约为5364平方公里。根据您指示的方案，由于其军队后撤，则其所占地区面积只剩1944平方公里。（第112页）
这就是说：为了划出一块非军事区来，双方军队后撤，我方放弃了2460-1880=680平方公里土地；敌方放弃5364-1944=3420平方公里土地。用算术的语言说，原来占领的土地是被减数，放弃的土地是减数，后撤之后剩下的是余数。那么，这里的六个数字：2460、5364两个是被减数，680、3420两个是减数，1880、1944是余数。可是在相邻的文件，即同一天发出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这一件档案中，毛泽东却是这样说的：
分界线应以下述方式：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的敌人放弃1944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的我方放弃188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第113页）
上面那一件档案里，这1880和1944是双方各自剩下的面积（余数），而在这一件档案里，却被说成是双方各自放弃的面积（减数）了。不知道谁是对的。
在《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1951年10月26日）这一件档案中：这里的“大学生联合会”大约就是学生会，“新青年民主联盟”应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该校有大学生联合会、有新青年民主联盟的分会以及中苏友协的分会。新青年民主联盟成员有600多人，工会成员有250人，中苏协会会员500人。（第117页）
同一件档案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南军区教育司（中山大学直接隶属于该教育司并接受其财政拨款）的命令……（第117页）
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南军区教育司”应该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
同一件档案中：
教授、教师和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的运动；他们募集购买武器的资金……（第117页）
这里“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的运动”应译为“抗美援朝运动；”“募集购买武器的资金”是指当时号召人们捐款购买武器的事。据1951年6月7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规定认捐一架飞机是多少钱，认捐一门大炮是多少钱，等等。
在《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1951年11月13日）这一件档案的结尾处作者的署名是：“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高锦深”（第125页），和标题“高京深”不同，哪一个对？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1951年11月19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给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的指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正如你的电报中提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发出呼吁：关于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沿前线撤走军队、建立两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以及关于追究那些在朝鲜拖延战争的人的罪责。（第130页）
第二天，葛罗米柯又给拉祖瓦耶夫发出一份电报，就是《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1951年11月20日）这一件档案。主要是重申前一个电报的内容：
您只是在11月18日（您的1352号电报）报告说朝鲜朋友打算在给联大和安理会的呼吁书中提出以下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请军队撤离前线并建立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对挑起朝鲜战争的罪犯追究责任。（第131页）
前面一件档案的译文说是要“追究那些在朝鲜拖延战争的人的罪责”，后面一件档案的译文说是要“对挑起朝鲜战争的罪犯追究责任”，二说大不同。这时已经是停战谈判中间，相比于挑起战争的人来说，朝鲜最反对的是拖延战争的人了。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1951年11月13日）和《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1951年11月24日）这两件档案的内容完全相同。我本来可以把这两篇照录在下面，读者如果逐句对照阅读，就会发现二者内容的重复。我不愿意占用太多的篇幅，不引了。只好请手边有这本书的朋友打开这两页对照来看，就会发现这一点。这两件内容完全相同的档案，也许后者是前者的抄件，我觉得不解的是，这部书书名是《选编》而不是《全编》，为什么不只选录其中的一篇呢。
不过这一回重复的收录，却提醒了我。我很惭愧，缺少朝鲜地理方面的知识。只知道很少朝鲜的地名。所以在阅读本书的时候，遇到朝鲜的地名，不知道译得对与不对。我只好一概假定都是对的，也不去费力查对了。可是这两篇相对照，问题就出来了。其中有两个地名，在11月13日的电报里的译文是：“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第124页），而11月24日的电报的译文是：“我们坚决建议迅速在南市和大成地区建设机场”（第137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泰川（这在该书中出现过多次）也可以译成“大成”（在该书中只见这一次），恐怕“大成”是误译。由此可见，全书十二卷中的朝鲜地名，最好也都请专家核定一下。
在《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1951年12月12日）这一件档案中说“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了在华南举办展销会的计划”（第143页）。那时没有设置中共中央南方局，广州有一个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这件事由华南分局批准也就可以了。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里面说：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第184页）
按：这里的“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应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日）里面说：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第227—228页）
按：这里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也应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
在《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里面斯大林和周恩来有一段这样的对话：(www.xing528.com)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其中20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第248—249页）
这一段译文可能有误。既然说了“停战对美国不利”，怎么又说“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呢，原文是不是“停战对美国有利”呢。
在《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290页），应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1953年3月7日）这一件档案的作者瓦西里耶夫是一位化学副教授、全苏抗生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这一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报告写得十分专业，可是，看来译者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准备不足，以致译文令人费解，其中可疑之处不少。我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试图把术语视为未知数来通读文字，文字还是不可卒读。不过，我还是看出了几个差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医疗卫生部的材料……（第324页）
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上海青霉素厂现在被称为第三实验性制药厂，在延安西路第1036号以前的维修汽车的厂房里，位于上海西部，以前是欧洲人租借地的一部分……（第326页）
生产青霉素的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的所在地延安西路，原名大西路，在上海公共租界。这里，“租借地”应该译为“租界”。
工厂的专家小组根据制定的生产议程在该实验室进行工作……（第326页）
“生产议程”应该是“生产流程”。
出于研究的目的，尝试着利用移除丝线后得到的产卵废弃物作为生成青霉素的有机环境。（第328页）
这里，“产卵”当是“蚕卵”之误。
此外如果认为必要的话，还需要对泡沫灭火器、（苯醋酸）的前身进行消毒……（第329页）
“泡沫灭火器”很可疑，而且还是苯醋酸的前身，到底怎么回事？既然是《选编》，假如档案不太重要又太专业，不好把握，其实可以不选录的。
在《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1953年3月14日）这一件档案中：
苏联关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停止野蛮轰炸朝鲜城市和居民的提案被安理会否定。（第337页）
“否定”应该译为“否决”。否决权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
在《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1953年3月23日）这一件档案中：
周恩来同志请求协助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党小组负责人张家福同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进行会见。
周恩来同志提到，张家福希望向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汇报一些关于中国学者的必要情况，以使得苏联科学院与这些学者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第353页）
这里，“张家福”是“张稼夫”的误译。张稼夫（1903—1991），1953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3月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成为中国科学院实际上的负责人。上任之后立刻到苏联去取经，把苏联科学院的模式移植到中国来。原文中说他是“中国学者代表团党小组负责人”，“党小组”应该说是“党组”。
下面，《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1953年4月17日）这一件档案（第360页），连标题都错成“张家福”了。
在《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1953年6月15日）这一件档案中，多处把中华全国总工会误译为“中国全国总工会”（第365页）。报告中还几次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科”（第365页），规范的译法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苏联有两个地方都用这个地名，一个在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煤矿区；还在俄罗斯境内的那一个，1991年已经恢复旧名为叶卡捷琳堡。报告的作者可能是顿涅茨煤矿区的那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会的领导人。
在《斯杰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1953年8月6日）这一件档案中，又把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误译为“德田秋一”了。（第397页）
在《杰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1953年12月30日）这一件档案中，高岗说：
那些称作“民主派和无党派”的参加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团体与我们还不是统一的整体。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活动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郭沫若、沈雁冰（茅盾）、李四光、史良和其他人。也有一些人，受到比较多的怀疑，如罗隆基、陈济棠和其他人。还有一些是显出了原形的美国和蒋介石的直接代理人，如梁漱溟。（第434—435页）
这里说的“陈济棠”必定译错了。高岗在同他的苏联朋友说这些话的时候，陈济棠正在台湾蒋介石那里当他的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并没有过来当民主人士。《辞海》里有他的词条。那么高岗说的这个姓陈的人是谁呢？有一点像陈铭枢，可是译音并不接近。我想不到是谁，希望译者能够查明正确译出。
在《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1953年12月31日）这一件档案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免除了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的偿付。（第436页）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1954年）这一件档案里说到展览厅里的标语牌，有一条是“苏联公民享有教育权”（第439页），错了，应该是“苏联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同一页下面：
在入口处的木墙上，在苏联国徽（直径4米）下方题写如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的特点和要求大体可以以如下形式表述：通过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断增长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И斯大林”。
这一段话是引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本书的中译本曾经广泛流传，现在也不难找到。大可以照流行的旧译本引用，没有必要重新翻译。旧的译文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8页]。
而且，这段新译文又多出来一个问题。斯大林的整个这本书就是反复论证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斯大林的这本书一开篇就说：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前引书，第598页）
可见这段译文却把“规律”译为“规则”了，这曲解了斯大林的思想，因为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规则，并不具有客观性质，是可以由人来制定的。
在《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1954年1月14日以前）这一件档案里面说：“截至目前，《人民日报》通讯员职责由中国《新华》电讯社驻莫斯科代表兼任。”（第449页）这里的“《新华》电讯社”应该译为“新华通讯社”或者用简称“新华社”。
我在阅读《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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