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我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里发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普里霍多夫致葛罗米柯函：呈送贾尔卡赛汗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记录》（1950年8月15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同志和拉姆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里：
吉雅泰：最近大使馆一等秘书德尔干偕同夫人和大使馆经济部主任来访，德尔干对贵国外交部、特别是您在苏赫巴托的全权代表从乌兰乌德到乌兰巴托的全程陪同，表示感谢。对此我也表示谢意。（第27页）
这里，“大使馆一等秘书德尔干和大使馆经济部主任”都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到乌兰巴托，是来赴任，为什么说是“来访”呢？
在《博尔德列夫报告：在中国举行的讲座和座谈》（1950年8月18日）这一件档案中，说到在上海举行的讲座和座谈的时候，有一项：苏联大使馆设在首都北京，上海只有领事馆。
应苏联领事馆副领事魏列夏金同志的请求，在苏联大使馆作了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金融”的讲座。大约70人出席了讲座。（第30页）
在《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1950年9月）这一件档案中，代表团成员五十一人里，我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译错了，就是：
应该译为“赵守一”。赵守一（1917—1988），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41.瞿杜翼——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第49页）
“瞿杜翼”应该译为“瞿独伊”，她是瞿秋白的女儿。她对我说起过，那时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就是她和李何的夫妻店。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到，这一回李何和她一同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金日成询问可否请中国军队参战》（1950年9月21日）这一件档案的内容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之后什特科夫和金日成、朴宪永谈话的情况。里面说：“朴宪永又指出，希望能让中国到朝鲜来参战，况且中国已与苏联有约在先。”（第59页）这里“与苏联有约在先”恐怕是“与朝鲜有约在先”之误。因为这次谈话前面有这样一段：“金日成解释道：周恩来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仁川或镇南浦或元山登陆，他们——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第58页）就可以知道是“与朝鲜有约在先”了。在这以前，苏联并没有要中国出兵参战的意思，当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约定。
在《格里戈良致斯大林函：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1950年9月22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庆祝中苏友协建立1周年向其赠送的礼物清单》（第64页）中，有一部叫做《库班的哈萨克》的影片，这部影片的片名应该译为《库班的哥萨克》。俄国的哥萨克有伏尔加群、顿河群、库班群等等十一大群，这部影片写的是库班群的故事。本卷中出现的“哈萨克”都应该是“哥萨克”。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中国逮捕俄罗斯侨民问题》（1950年11月12日）里面说：
允许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逐步对在中国居住的俄罗斯侨民中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进行逮捕，并将其送至苏联境内予以严格调查。（第127页）
按：这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1983年6月才设立的机关。
在《特里福诺夫致波兹杰耶夫函：关于驻上海新闻处的工作》（1950年12月12日）这一件档案中：
文章的发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发往上海报纸的材料都只是通过华东代表处的广播事业局发送的，其中包括通过广播事业局局长姚溱同志发送。（第160页）
当时中国的大机关，找不出一个名称是“华东代表处”的，应该怎样译，希望能够查明。
在同一件档案中：
很快我们将失去另一个机构，这就是《苏联知识》杂志，这份杂志就要停刊了。将会继续出版的一份杂志是《中苏人民的友谊》。（第161页）
这个被译为《中苏人民的友谊》的刊名应该是《中苏友好》。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国作家付稿酬》（1950年12月18日）这一件档案中：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属下的印刷出版总局（格拉乔夫同志）为中国女作家曹敏在苏联出版的中篇小说《推动力》而付给她数额为6030卢布的稿费。（第171页）
这里说的是女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本书是1948年在哈尔滨东北书店初版的。
在《罗申与罗瑞卿会谈纪要：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1950年12月25日）里面说罗瑞卿的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第75页），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在《尤金致斯大林报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1951年1月20日）这一件档案中：
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下有一个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第210页）
刘少奇也提出了毛泽东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关于有必要在北京设立中共领导下的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处。……刘说，他对在中国建立由中共中央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处的问题寄予厚望。（第211—212页）
“在中国建立由中共中央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常驻代表处”，这话听起来不近情理，不好理解。不知道译文是不是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在同一件档案中：
刘少奇首先谈了日本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有日共的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等同志。（第211页）
这里的“德田秋一”应该译为“德田球一”，他在《辞海》里有词条，一查便得。这个错误在本卷里还出现过几次，就不另外指出了。
在《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1951年2月9日）这一件档案中，斯大林说：
土地是这样一种重要的武器，如果反对它即使哈萨克——沙皇的近卫军也不能坚守得住。（第233页）(www.xing528.com)
这里的“哈萨克”又是“哥萨克”的误译，哈萨克从来就不是沙皇的近卫军，哥萨克才是。斯大林又说：
能否把尼赫鲁政府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就像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就像把现在的普列文（保加利亚城市，某州首府）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第233页）
本卷给“普列文”加的这一条注释，说这是保加利亚的城市名。可是大家都知道：当时保加利亚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一，共产党执政，对苏联友好，它境内一个城市的政府（市政府？）怎么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呢。可见这一条注释很难成立。其实，只要看斯大林是把普列文和尼赫鲁、蒋介石并列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地名而是人名，而且是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查明：普列文，通译普利文（1901—1993），当时的法国总理。他任内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立，并且建议建立欧洲军队，成立欧洲防务集团。这些都是最使斯大林恼怒的事情。所以在西欧许多国家的许多政府首脑里面，斯大林单单挑他出来发话。
我在查阅《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在第13册第349页右下角有相邻的两条：上面的一条正是地名“普列文”，注文确实是“保加利亚北部城镇”，接着的一条是人名“普利文”，注文说的就正是这一位法国总理。译者所用的或许也是这一部工具书，在同一页上看到这两个词条，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用地名这一条而不选用人名这一条。如果译者想得到斯大林所说的是一个人，大约就不会选错了吧。
在《帕利古诺夫与新华社驻苏代表会谈纪要：要求塔斯社提供消息》（1951年3月14日）这一件档案中：
3月14日接见了中国新华社驻莫斯科代表李何和邱杜易同志。（第255页）
这里，“邱杜易”又应该是“瞿独伊”。在本卷前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克里姆林宫名单》（第49页）里把她的名字错成了“瞿杜翼”，三个字错了两个字，而这一次三个字都错了，同一个人名两次错得不一样，读者可能会误以为这是姓瞿的和姓邱的两个人呢。
后面的《帕利古诺夫与邱杜易会谈纪要：驻外记者的豁免权问题》（1951年8月27日）这一件档案里，又一次把“瞿独伊”错成了“邱杜易”了。（第444页）
在《萨夫罗诺夫的通报：中国报纸对苏联材料的利用》（1951年3月27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民主联合会机关报）”（第265页）。这里的“中国妇女民主联合会”应该写作“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同一件档案中：
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拥有自己的翻译人员的中央通讯社，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翻译，这严重阻碍了您发来的文章的推广（第266—267页）。
“中央通讯社”是专有名词，它是中国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简称中央社。苏联方面是不会关心它有无自己的翻译人员的，因为它和苏联的宣传材料的推广并无关系。这份通报要说的显然是说共产党的通讯社“至今还没有拥有自己的翻译人员”。是不是可以把“中央通讯社”改为“中央级的通讯社”？
同一件档案中还提及他们送材料去的一个“科学知识普及局”（第267页），这看来又是一个不准确的译名，因为找不到一个这样名称的机构。
在《拉祖瓦耶夫致什捷缅科电：朝鲜对停战谈判问题的考虑》（1951年7月1日）这一件档案中：“（三）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第337页）这里“飞跃”当是“飞越”之误。
在《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1951年7月17日）里面说：
中国今年国家开支为39亿—41亿美元，陈云说，其中包括国防开支（63%）。国家收入为31亿美元。为了弥补赤字，政府打算额外发行4亿美元的人民币，动员人民手里资金4亿—5亿美元（通过征收飞机资金费、增加粮食税和其他税）（第363页）
按：中国当时没有“飞机资金费”这样一种税费名目。这里是指当时号召人们捐款购买武器的事。据1951年6月7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规定认捐一架飞机是多少钱，认捐一门大炮是多少钱，等等。所以“征收飞机资金费”当改译为“号召捐献飞机”之类。
在《罗申与董必武会谈纪要：中国的国内局势》（1951年7月25日）这一件档案中，董必武说：
尽管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总纲中有镇压反革命的条款，但到去年10月之前并没有同反革命进行严肃的斗争。（第379页）
这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应该译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第十四条提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任务。
同一件档案里，董必武说：“公安部揭露出了一个原国民党宪兵上校，新民盟（新民主青年联盟）中央的一个技术秘书曾企图刺杀冯文炳”（第380页）。按：“新民盟（新民主青年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误译。“冯文炳”是“冯文彬”的误译。冯文炳（1901—1967），湖北黄梅人，是一位作家，笔名废名，不是政治人物，不会是特务刺杀的对象；冯文彬（1910—1997），浙江诸暨人，当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同一件档案里，董必武还提到一个名叫“国家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机构（第380页），在文献中查找不到这样一个机构，请查明，正确译出。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调塔斯社中国部主任回国》（1951年8月3日）这一件档案中说：
鉴于B.H.罗戈夫同志长期在国外工作，通过塔斯社（切尔内绍夫同志）关于免除他的塔斯社驻中国部（北京市）主任的职务。（第408页）
这一位罗戈夫是中国文化界许多人士都十分熟悉的人物。他的中文名字是罗果夫。这里也以译做罗果夫为好。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苏友好协会赠送礼物》（1951年8月7日）这一件档案中：
3.责成苏联贸易部（扎沃龙科夫同志）不用划拨结算的方式，而是通过贸易渠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5台“拉脱维亚”牌的带扬声器的无线电接收机。（第414页）
这里掉了一个“向”字，“通过贸易渠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应该是“通过贸易渠道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售”。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授予宋庆龄国际奖》（1951年8月16日）这一件档案中：
采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斯科别利岑同志）的关于派遣委员会成员И.Г.爱伦堡同志于今年9月到中国出差一个月去授予中国社会活动家宋庆龄斯大林“巩固民族和平”国际奖的提议。（第432页）
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获得的是“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在《毛泽东致斯大林函：在中国内地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8月17日）这一件档案中：“4.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和垦荒部以及教育部应该……”（第437页），这里的“林业和垦荒部”应该是“林垦部”。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刘竞雄来苏联治病》（1951年8月28日）这一件档案中，把题中的这一位女士另译成“刘敬雄”（第446页）。不知道哪一种译法是对的。
这一部大书我已经看了三卷。第一卷问题多一点，第二卷的问题就少了许多，第三卷就更少一些。这个趋势就很好。我想，卷次越到后面，内容所涉及的时间离现在越近，错误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修订的工作量不会太大。我还要说一句的是，这个初版本虽然存在若干缺点，还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我现在就在用它，它对我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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