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原来外籍军团是志愿军

现在把我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里发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情况》（1949年5月17日）这一件档案中：

他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陈独秀倾向，第二种是斯特拉霍夫（李立三）倾向，第三种是王明倾向。（第52页）

错了。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时候用的俄国名字，不是李立三的俄国名字。在第一卷的《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也说到了斯特拉霍夫（第一卷，第411页），也是指瞿秋白。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是叶公超给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照会全文，结尾的签署是：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政务副部长叶公超（第104页）

错了。名从主人，叶公超的职务是政务次长，当时官制是称次长不称副部长。

在《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2月24日）这一件档案中：

戈宝权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有5种尺寸：288cm×192cm，240cm×160cm，192cm×126cm，144cm×96cm，96cm×64cm。（第134—13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宽与高都是3与2之比，这里的192cm×126cm显然错了，应该是192cm×128cm才对。

在《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这一件档案中：

在政法委员会下属的内务部和公安部，我们有很好的协调一致的机关，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而在其他的部，如司法部和法规制订总委员会等，我们广泛吸收联合政府中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第144页）

这里的“法规制订总委员会”是“法制委员会”的误译。司法部的部长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史良；法制委员会有一位副主任是九三学社的许德珩。

在《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这一件档案中说张治中这人：“已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和军事人民革命委员会成员”（第147页）。错了。应该说是“已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俄文原本就是这样写的，只能照译，就得加注说明。

在《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这一件档案中：

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但参加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在积极地工作。我指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司法部长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而且还有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以及积极在水利部工作的傅作义将军。但是也有一部分进入政府的所谓的“民主党派领袖”，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首先，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物；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党派领袖”中的极右分子，暂时还受到我们的信任，能够出席各种会议，而在战争最后阶段才归附我们的刘步童、何思源等，则被送往华北大学接受政治训练。（第160页）

这里的“刘步童”应译为“刘不同”。刘不同（1905—1969），他从1942年起就是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参加一些立法委员签名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就得到了到华北大学接受政治训练的待遇。后来，1957年，他在西安西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1949年11月17日）这一件档案中：

以往美国在中国实施侦察的所有计划和阴谋都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比如，马歇尔关于利用执行司令部加强美国军事集团控制中国的方案，关于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司徒雷登计划，最后，美国务院在“白皮书”中论述的所谓依靠“民主个性”的计划全部破产了。（第163页）

这里马歇尔的“执行司令部”，显然应该译作“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的。这是马歇尔在调处中国内战的时候设立的机构。而“美国务院在‘白皮书’中论述的所谓依靠‘民主个性’的计划”里的“民主个性”，显然应该译为“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只要一看毛泽东写的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就知道了。

这一件档案中还有一个错字：“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教授”（第163页），“陆志伟”应该是“陆志韦”。

《什捷缅科、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援助》（1949年11月26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给扎赫瓦塔耶夫的命令》中说：

根据韩光和任坤一与民政局负责人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第167页）。

这里“任坤一”应该译为“任仲夷”。当时韩光是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书记，任仲夷是副书记。（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册，第911—912页）正好由他们正副职两人去和苏方会谈。

在《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这一件档案中：(www.xing528.com)

到目前为止，尚未制定有关工人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至于由全国劳动联合会1949年11月通过的“协调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规定”，不仅没有发展政协总纲领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质上否定了它们。（第182页）

这里，“全国劳动联合会”应该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协调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规定”应该译为《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这个文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1949年11月22日公布的。接着的“政协总纲领”应该译为“政协《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

同一件档案中：

共产党人控制了主要的部委和中央机关：国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劳动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情报总署、新闻总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法律起草委员会。（第184页）

这里，“国务院”应该是“政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法律起草委员会”应该是“法制委员会”。

在《中共中央调查部第50号通报：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对华政策》（1950年1月1日）这一件档案中说的“贺耀祖”（第209页）应该是“贺耀组”。贺耀组（1889—1961），字贵严，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这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的身份被安排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同一件档案中：“为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地下组织，余彬在西班牙得到了一大笔经费（同天主教没有联系）。”（第210页）这里，“余彬”应该是“于斌”。于斌（1901—1978），1946年任天主教南京教区总主教，同年出席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初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

在《会议讨论记录：苏联影片及对华广播问题（节录）》（1950年1月16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在中国放映的苏联影片中有《石花》（第241页），我记得我看过这部影片，当时的译名是《宝石花》。又，同一页说到给苏联电影配音的“重庆电影制片厂”，不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下一页的“重庆电影制片厂”，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之误。

在同一件档案中提到的几部影片里，有一部《库班的哈萨克》（第242页），错了。这部影片的片名应该译为《库班的哥萨克》。

在同一件档案中说：“前不久同中国广播界的一位领导人李灿进行了会谈”（第243页），这里的“李灿”应该是“李强”。李强（1905—1996），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局长。

在《克鲁季科夫致外交部报告：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1950年2月6日）这一件档案中：

白皮书里有许多自我揭露的地方。企图以此恢复在沃尔—斯特里特主人面前的荣誉，表明正是现在的美国当政者以较好的形式实现沃尔—斯特里特在远东的目标——对于这一目标，美国各种集团之间是没有分歧的。（第308页）

这里，如果把“沃尔—斯特里特”译成公众熟知的“华尔街”，读者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该书照着俄文音译为沃尔—斯特里特，中国读者乍一读还不知何所指。

在《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台湾驻日使团等问题》（1950年3月9日）这一件档案中提到的几个机构名称，如“中国国家航空公司”（第338页），应该就是“中国航空公司”，它于1949年11月9日宣布起义了。还有“中央新闻社”（第338页），应该就是“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

在《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1950年3月20日）这一件档案中的一个人名“毕明齐”（第347页），应该是“毕鸣岐”。他是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黄鼐来苏联治病》（1950年5月5日）这一件档案（第389页）中说的“黄鼐”，应该译为“黄乃”。黄乃（1917—2004），是黄兴的遗腹子，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后来视力严重衰退，中共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也无效果，从苏联回国以后就完全失明，失明后在盲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允许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休假》（1950年5月18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希望到中国休假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公民）的名单》里：

12.陈祖涛·雅沙，1927年出生，1939年来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陈臧沪同志的儿子。（第416页）

这里的“陈臧沪”应该译为“陈昌浩”。陈昌浩（1906—1967），1939年8月赴苏联治病，后来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任翻译。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前线状况和中国参战问题》（1950年7月20日）这一件档案说：

毛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是否想过向其他国家求助，以便后者派自己的部队来援助朝鲜。如果有过这样的请求，那么中国人也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

如果我们以外籍军团的方式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朝鲜，那么，就不会因此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第436页）

这里“外籍军团”显然应该译为“志愿军”。

在第二卷里我见到的问题就是这些。由于自己历史知识的不足，一定还有我没有能够发现的问题。这样一部高档次的书，必定有众多高档次的读者，大家齐心协力把书中的问题都找出来消除掉，它必将成为一部更加完善更加有用的书，这样，我写这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