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误译的解密之谜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作为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2014年度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于2015年1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这部书确实是一部极重要、极有用的书。它包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四十七年间中苏关系方面的大量原始档案，内容涉及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上的几乎一切重大事件。这些解密档案真让人大开眼界，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使我们知道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和细节。我就利用这部书中的材料对我的旧作作了修改和增补，比原来的说得更加确切、更加充实。我由衷地感谢这部书的出版。

这是一部篇幅有7331千字的大书，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才能够把它翻译过来。我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翻译的团队水平并不是很整齐的。书中许多文字都翻译得很好，可是，我也发现颇有误译之处。这多半是因为有的译员对这一段历史不十分熟悉，没有看懂原文，才译错的。这也就使读者不能正确理解甚至完全不能理解原文是什么意思了。现在我只就第一卷（1945年1月—1949年2月）举一点例子在下面，向翻译方、出版方和广大读者请教。引文后面未加说明的数字都是指该书第一卷的页码。

在《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这件档案里：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第57页）

这里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译作“民社党”，是张君劢领导的一个小党派。它们和曾琦、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原来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单位，后来分化出去，追随国民党去了。而“民主联盟”显然应该译为“民主同盟”，这个组织于1941年2月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叫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在《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这件档案里说：

王若飞讲述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第95页）

这里，“李度”应该译为“李杜”。李杜（1880—1956），“九一八”事变后，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领袖之一。王若飞只说了林枫是共产党员，没有说李杜和张学思也是共产党员。1946年8月在哈尔滨成立的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主席是林枫，副主席是张学思和高崇民，李杜被安排为委员之一，不过他没有到职。（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四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6页）

在《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这件档案里说：

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定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讨论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第112页）

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章伯钧以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去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的。这里的“民主联盟”，前文已经说过，应该都是“民主同盟”。更重要的，这里的“国家议院”应该译作“国民大会”，这正是当年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争论的大题目，证据不必另找，只看本卷前面《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这一件档案就够了：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2）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3）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第72—73页）就可以知道绝不是什么“国家议院”了。

在《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这件档案里有四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第126页）

这里的“四点民主纲要”应该按照当时的提法译为“四项诺言”。这是蒋介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中作出的四项承诺。《周恩来年谱》里对这件事有记载：

1946年1月10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政协由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组成。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对四项诺言表示欢迎。[《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第二个毛病是文件里的这样一段：

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人士参加。（第126页）

当时没有内务部，只有内政部，不但名称不同，职能也不同。当时也没有设置食品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部的误译。至于“鉴定委员会”，更显然是误译。当时政府机构的设置并没有一个鉴定委员会；它指的是当时所有的哪一个机构，我猜不出来，会不会是监察院呢？

第三个毛病是文件里的这样一段：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的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第127页）

当时的三人小组，开始的时候是美国的马歇尔、国民党的张群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后来张治中取代张群担任国民党的代表。所谓三人小组即“马张周”。这里说的“三人小组”不见美国的马歇尔，国民党方面却把前后任的张群和张治中一并写上，必定错了。如果是这样的“张张周”，就不成其为三人小组了。《周恩来年谱》1946年1月7日条：“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前引书，第651页）可以证明。这里是不是把“马歇尔”误译为“张治中”了呢。假如俄文原本就是这样，就应该加注说明。

第四个毛病是文件里的这样一句：

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第127页）

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其首长是部长，副职叫做次长，不叫做副部长。林蔚当时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还有一个常务次长是俞大维。1946年5月31日军政部改为国防部，林蔚就是国防部的次长了。本卷把“次长”误译为“副部长”的地方还有一些，这些就不再指出了。

在《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这件档案中有三处毛病。第一处毛病在这样一句里：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第129页）

当时的提法，不是“军队国有化”而是“军队国家化”。

第二处毛病在这一段里：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第129页）

这里的“国务委员会”显然应该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个错误在本卷中重复出现。这个问题，即四十名国民政府委员的席位分配问题，正是政治协商会议上的一个热烈争论的题目。罗隆基的《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这篇长文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述。大意说：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为四十名，同意国民党占二十名，共产党和民盟共同联合要求十四名，即总名额三分之一强，这样可以保证在涉及施政纲领的议案上有否决权。终于因为国民党和它所支持的青年党的反对而没有结果。（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245—246页）

第三处毛病是“内政部”错成了“内务部”。

在《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这一件档案的附件《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里，有三处毛病。第一处是一个新收复的东北九省省政府主席的名单：

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第147页）

查阅《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就知道“徐减哉”系“徐箴”之误。“吴潮涛”系“吴瀚涛”之误。“韩俊杰”系“韩骏杰”之误。

第二处毛病是这样一句：

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第149页）

这里的“农业银行”是“中国农民银行”之误。

第三处毛病是又一次把“民主同盟”误译为“民主联盟”了。（第153页）

在《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两处毛病。第一处：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第175—176页）

这里的“救国联盟”显然是“救国会”的误译。

第二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第176页）

这里的“‘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应该译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个组织是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单位之一，他们出席的正式代表为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萧隽英、李世璋、谭惕吾（见《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页）。政协会议闭幕之后不久，11月16日，这个组织就和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同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去了。如果俄文原本这里写的就是“‘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照译之后也得注出它的准确名称。因为这不是一本供人随便翻翻消遣的小册子，而是肯定要被史学界反复引用的档案材料。

在《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三处毛病。第一处：

周恩来说，张君劢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劢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第178页）

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显然是“民主社会党”之误，这个错误在本卷中反复出现。张君劢是民主社会党的党魁。

第二处毛病在这一段：这时国共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要返回延安去了。这一次谈的就是他走了之后南京、北平留下中共人员的问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警备司令部是一个军事机关，它最重要的职能是搜捕、关押和处死政治犯。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怎么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呢？这里必定错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怎样的，下面再说。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马歇尔谈。（第178—179页）

第三个毛病在这一句：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第179页）

这里的“‘政治学’派”应译为“政学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误译和正确的译法居然并列在同一行。

在《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这一件档案里：

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第181页）

看了这一件，就可以明白：原来这里的和上一件里的“北平警备司令部”都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误译。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时设置的机构，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方代表劳伯逊组成。美方的吉伦将军这一席话，确切地描写了当年这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运作情形。现在北京的翠明庄宾馆就是当年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几年前我在那里看到过陈列的有关历史图片。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前面的《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第125页）中出现过，译得很正确，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处要把它译做“警备司令部”。

在《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这一件档案里，有三处地方把“民主同盟”误译为“民主党”了：

1.蒋介石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第185页）

2.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第186页）

3.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第187页）

这三处“民主党”显然都是“民主同盟”的误译。

此外还有这一处：

过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等。（第185页）

这里的“金任”，应译为“金人”。金人，本名张君悌（1910—1971），河北南宫人，翻译有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书。1946年被捕时任东北司法部秘书处处长。(www.xing528.com)

在这一件档案里还有这一处：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第188页）

名从主人，朱学范领导的那个组织就叫做“中国劳动协会”，这里的“中国劳动联合会”应译为“中国劳动协会”。

在《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这一件档案中：

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第212页）

这里的《土地改革纲领》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1947年12月11日）这一件档案里：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第213页）

看这句话的意思，恐怕是多了一个“不”字。“停不下来”当是“停下来”之误。

在《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这一档案的附件《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里有以下几处毛病：

1.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第220页）

这里“土地纲领”应该是“土地法”，即《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革命”当译为“土地改革”。

2.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第221页）

这里当有误译。社会党与工党都是属于第二国际（又称社会党国际），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的党怎么会有第三国际的组织？这里“共产国际”中的“共产”二字会不会是窜入的？

3.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第222页）

这里的“杜鲁门宣言”，当时的出版物通译为“杜鲁门主义”。在这一篇里，同样的误译还有一处（第226页）。

4.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第226页）

这一段话讲的是当时“第三势力”分合的情况。一共讲了三件事：一是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禁止以后，在香港重建组织，公开声明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一是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从中国民主同盟分化出去，成为国民党的追随者；一是接着的“它是……”。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呢？从文章作法来说，只能是上文所说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了。可是，这“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又怎么会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呢？原来这里要说的是李济深他们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事。这里只要把“它是”二字删去，就文从字顺了。

5.香港的报纸《华乡报》。（第228页）

这里《华乡报》是《华商报》的误译。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党派的立场》这一件档案是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致毛泽东的复电，毛的来电见前面《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这一件档案中。毛泽东的电报提出：“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第212页）斯大林不同意这样做，在复电中说：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的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第251—252页）

这里的“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这一句，本意是“暂且还不必”包括“实行……，没收……，以及……，而且……”等，“没收”即是“不必没收”。斯大林这个电报的主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初要实行比较温和的政策，不过译文表达不很清楚，这样的长句子可能引起歧义。在《中共党史研究》月刊上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译文。在2001年第2期所载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这一段的译文是这样的：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时不实行所有土地国有化，不废除土地私有制，不没收全部大小工商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不没收不仅大地主而且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财产。实行这些改革还要等一个时期。

应该告诉您，在南斯拉夫，除共产党以外，还有加入人民阵线的其他党。（见该刊第88—89页）

这样把否定词“不”字直接放在“没收”的前面，变成了“不没收”，意思十分明确，不至于有任何发生误解的可能了。

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这一件档案中：

我们就打算本月15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1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2—3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25日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第266页）

这里，“万县”当是“潍县”的误译。同一个地名，在上下段里出现了两个译法。

在《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这一件档案中：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1948年10月中，在沈阳的蒋介石下达了给守卫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城市，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个命令是从飞机上掷下的。接到这个命令后，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召开了军事首长会议，研究执行命令的措施。（第295页）

当时长春的情况是这样：守城部队是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守卫市的东半部，新七军（军长李鸿），守卫市的西半部，郑洞国用第一兵团司令的名义统一指挥这两个军。可知这一段译文里，“第七军司令官”应该是“新七军军长”，“第一集团军”应该是“第一兵团”。特别是“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这一句颇为费解，似乎这一位军长同时还兼任了集团军的首脑一样，这显然不是事实。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这一件档案题文不符。内容是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援助，并不是中共中央请求援助（第312页），标题得改为《马利宁呈莫洛托夫：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援助事》。

在《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月27日）这一件档案中：

著名女作家比尔·巴克主张援助整个中国，反对支持反人民分子。（第324页）

这“比尔·巴克”通译为“珀尔·布克”，她更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是她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赛珍珠”。

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两处毛病。第一处是：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的2个兵团，计60万人。（第330页）

错了，不止两个兵团。应该说：“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两个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二处是本页倒数第三行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译为“中国民主联军”了。

在《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这一件档案中：

我们在西康省的无线电台好久没有广播。而现在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每天找我们的人了解中共有哪些指示。（第343页）

那时共产党在刘文辉那里设置了一个秘密电台供联络之用，并不是广播电台。这“好久没有广播”应该说“好久没有发报”了。

在《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这一件档案中：

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年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第374页）

1935年中共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由此进入了领导核心。到了1949年，毛泽东会说1936年苏区的“教条主义”“重大的失败”这样让自己也要承担责任的话吗？疑有误。请一查原件。

在《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这一件档案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组建军事行政机关他们是如何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准备建立军事部。（第377页）

当年新占领的城市普遍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这里的“军事部”是不是应该译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呢？

这一件档案的另一个问题是把陈云的职务译做“工联主席”（第378页），其实当时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的主席。如果原文不是用的全称，译作“全总”“工会”，似比译作“工联”要好些。

在《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这一件档案中：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第425页）

这里，关于第2条还加了一个颇长的页末注：

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鼓励损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条约的实质是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编注（第425页）

一看就知道：这一条注释和正文衔接不起来。第一，正文说的是蒋介石和外国签订的条约，而这个1922年的“九国公约”却是徐世昌大总统任内签订的，为功为罪，都和蒋介石毫无关系。第二，正文说的是“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很容易使人想到是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的辛丑条约，怎么会想到九国公约上去了呢，八国变了九国，数目字也不对呀。可见这是一条误注。原来这里毛泽东说的是1943年签订的条约。现在从《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摘抄一段材料在下面：

1943年1月11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署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条约与换文《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在华盛顿签署，全文共八条，规定：美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其所给予的美国政府一切权利即予废止；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与管理权交给中国政府，美国在其中所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在重庆签署，全文共9条，在这一新约及其附件中，英国政府声明：放弃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取消辛丑条约，其所给予的英国政府一切权利即予废止；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与管理权交给中国政府，英国在其中所享受之权利即予废止。放弃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特别法院一切现行条约权利；放弃英舰驶入中华民国领水之一切现行权利；放弃要求任用英籍臣民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任何权利等。继美、英两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新约后，中国又相继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和换文。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从法律意义上逐渐消失。（《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3册，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2749页）

毛泽东说的，显然就是指这些条约，他说它们“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就是说承认蒋介石做的这一件事是对国家的贡献，不过他的这种意见只有在解密档案里才能够看到。

我读《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发现的问题大抵就是这些。由于自己历史知识的不足，手边可供查对的书又少，这一卷中必定还有我未能发现的问题。对于这样一部理应受到重视的书，认真的读者想必不止我一人，我期待高明的指教。毋庸讳言，现在的这个初版本有待改进的地方还真不少。我希望，经过各方的通力合作，把这十二卷大书认真检查一遍，改正错误，出一个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版本，必将造福史学界，也必将大受读书界的欢迎。

2015年3月22日

（原载《领导者》总第64期，2015年6月出版，收入本书时稍有删改）